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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咖啡色的木质相框，里面是“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批复通知的复制品，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红章。它展示在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航食）的三期配餐楼一层。
正是因为这份38年前的批复，1980年5月开业的北京航食才成为“001号”的合资企业。投资双方分别为中国民用航空北京管理局、香港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前者出资300万元，占股51%；后者出资288万元，占股49%。那时，合资企业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唯一途径。
没见过的东西太多了
38年前的秋天，19岁的付燕君第一次到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报到。那时的北京航食成立不到半年，在首都机场附近，整个公司只有一栋二层小楼。
上班第一天，他就被分到热厨房。一进热厨房，这个小伙子就被震住了。那时，城里的饭馆还在烧煤，但这里的厨房已经用上了管道煤气。案台、蒸锅、炒锅是不锈钢的，清洁时用高压水枪冲一冲就好。通电的煎炸锅外有个旋钮，可以随意控制油温。这些如今看似平常的厨具，在将近40年前绝对让人眼前一亮。
市面上极少见到或根本没有的食材就更多了：孢子甘蓝、甜豆、青芦笋等蔬菜都是出口级的；大块的牛排、羊扒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从挪威进口的橘红色三文鱼；成箱空运来的大龙虾……“装龙虾的箱子里还放着保持低温的蓝色冰块，原来都没见过”，付燕君回忆。
走出厨房，公司里还有可以供应热水的饮水机，旁边放着一摞锥形的一次性纸杯，员工可以随时取用。付燕君觉得，过去在香港电影里看到的场景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点惊讶。
作为当时国内第一家的航空配餐公司，北京航食成立后迅速占领了航空配餐市场。公司开业后1年8个月，内地就将300万元投资额全部收回。
从国内外采买高档食材
“这个合资企业能做成，当初还是很不容易的。”曾经历任北京航食常务董事的徐柏龄说。
1979年，47岁的徐柏龄是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北京航食成立之前，飞机上的餐食都是由北京管理局之下机场的一个下属配餐间来做。30多名配餐人员，日均配餐600余份，仅供应三家外国航空公司。
付燕君记得，当时在一些老式的飞机上，中式炒菜等餐食盛放在一个个铝制的大饭盒里，统一加热后再分给旅客。那种感觉，和普通单位里的大食堂差别不大。
为了提升国内航空餐食质量，当时也考虑过与境外配餐公司合作。“但合作首先要有钱，要有外汇。我们民航没有。”徐柏龄说。
恰在此时，香港美心集团创始人伍沾德和女儿伍淑清来到内地寻求合作。经过数月谈判，内地将机场路的配餐车间折旧作价300万元；港方出现汇288万元，用来购买设备。
在徐柏龄看来，港方提供的不仅是外汇、设备购买渠道，伍沾德等人在食品制作方面的经验也十分宝贵。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北京航食还会用到许多从国内采买的高档食材，“比如80年代的中餐里，就有葱烧海参、烧鱼肚、油焖虾。”付燕君说，“因为是合资企业，北京那时候就这么一家，有‘特供’指标。”
西式的煎牛排、奶油虾球、烧火鸡、鹅肝酱，日式的照烧鸡、天妇罗等，广受欢迎。而中餐领域，烤鸭、软煎鱼、无锡排骨、锅塌豆腐等传统菜式也被北京航食送上蓝天。
到1984年时，北京航食已与美国、日本、瑞士等国的航空公司建立合作。在14家通航北京的国外航空公司中，除英航在香港配餐外，其他航线的餐食均由北京航食负责。
复制香港管理经验
在徐柏龄的记忆里，北京航食创立之初，董事长、总经理由内地人员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由港方人员担任。
除了公司高管，制作餐食的生产部、负责机上配送的航机部以及库房、财务、人事等各部门都有从香港来的专业人员，“基本每个厨房、每种岗位有1~2名”。在汪峻峰看来，北京航食在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复制香港的管理经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今年40岁的北京航食生产制作部运行处副经理高俊杰，在1998年进入公司。当时，他刚从一家技校的厨师专业毕业，以为来了就可以做小炒颠勺，但到了北京航食后，高俊杰才发现自己根本进不了厨房，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流水线上给配餐装盒。4年后，他才被获准去淘米、蒸饭，又干了一年。
这种新员工从最底层做起的模式，是这家合资企业的惯例。高俊杰认为，这是香港人看中的“职业精神”。
与此同时，厨房里的工具也在不断变化。航空配餐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刀、铲、炒勺等厨房用具不能配木质把手，要使用易于清洁的不锈钢材质，因为木质的不易清洗，容易滋生微生物；进入生产区域，加工间洗手要使用43摄氏度的温水洗手，为了不造成二次污染，统一调整为感应式水龙头。
这些看似苛刻的要求，北京航食严格按照标准执行。汪峻峰说，其实在很多细节上国内当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公司一点一滴地完善并将这些要求固化下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标准。
1988年、2003年，京港双方又分别续签了15年的二期合同、20年的三期合同。北京航食副总经理汪峻峰认为，公司始终营利、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分歧，是双方持续合作的基础。
（《新京报》6.4 滑璇 张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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