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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第24课散文《打碗碗花》中，“外婆”被改成“姥姥”一事备受舆论关注。上海市教委日前公布处理意见，责成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会同上海教育出版社迅速整改，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并与作者沟通，将“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一词。
舆论汹汹，教材修改者很是委屈，明明是想规范日常汉语读写，还有工具书参考为据。然而，不少人认为这种修改“不尊重方言文化”，“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歌曲《外婆桥》岂不是要变成《姥姥桥》？《外婆的澎湖湾》岂不成了《姥姥的澎湖湾》？”“如果生硬套用‘普通话’标准，不知会有多少名家名作被改得面目全非。”
事实上，从汉语衍变的历史来看，“外婆”一词的出现早于“姥姥”。唐代道世所著《法苑珠林》卷七一：“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其中的“外婆”即外祖母。语言学者史杰鹏表示：“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父系和母系分得非常严格，所以古书里凡是写到母系亲属，前面都要冠个“外”字。《说文》中注‘外，远也’。《汉语大字典》引《尔雅》里明确提到，母亲的爸爸叫外王父，母亲的妈妈叫外王母。《史记》《汉书》写到母系，都称‘外家’。”而“姥姥”作称谓自明代才出现，明代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二》记录：“外甥称母之父曰老爷，母之母曰姥姥。”
从方言大数据研究来看，学界对“外婆”和“姥姥”在汉语使用地区的分布也有比较科学的答案。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副主任柯西钢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编写了一本《汉语方言地图集》，其中统计，‘姥姥’主要分布在河北、东北等地，而‘外婆’的分布地区比‘姥姥’更广，包括陕西、甘肃地区及南方大部分地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经典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所以采纳了‘姥姥’为普通话。但是，具体到文学作品上如何使用，与作家的籍贯、语言习惯有关，要尊重原著。比如《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没必要改成刘外婆，《小红帽》里的狼外婆也没必要改成狼姥姥，如果硬改，对小学生的语言学习未必有正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打碗碗花》的作者李天芳1941年生于西安。
从情感的角度，所谓“外婆”是方言、“姥姥”更亲切的解释，让人难以接受。倘若如此，孩子回到家里，一口一个“父亲”“母亲”，难道就会变得更为庄重得体、和蔼亲切吗？显然不是。人是有情感的，语言也是有感情的。
汉语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普通话也在不断吸收方言，方言作为历史记忆，也是地域文化符号，在作品尤其是文艺作品中有特殊的表达作用。所以，规范语言文字，当考虑大众情感。
网友说
封寿炎：方言不仅仅是沟通交流的工具，不同语言之间，语意可以互相翻译，但一些独特的文化内涵、艺术审美、大众心理，都无法通过翻译来准确转换。当下方言日益边缘化，不少以方言为基础的地方性文化艺术门类都面临着受众萎缩、创新乏力、传承艰难的困境。在坚持推广普通话、推广规范汉语表达的同时，也应该重视方言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对一些以方言为基础的艺术品种，积极开展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
郭喜林：任何教材的修订都必须受制于法律约束，还应征求教育部门的意见，并深入学校调查研究，让广大师生充分发表意见。也就是说，只有尊重科学和民族与地方方言的传统习惯，才能让语文教材的修订工作得到广大师生的点赞。
李勤余：如今，中国正是全球化的最坚定支持者，可要贯彻、领会这一思想并不容易。把“外婆”改成“姥姥”，体现出的正是一部分人思维上的僵化。以“多元、包容”之名，行“单一、狭隘”之实，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新华网、央广网、上观新闻6.24、25 萧海川 孙丽萍 罗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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