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团伙”覆灭记

    2016年2月27日，任国明、陈宇辉、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等人，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泰安大酒店前，使用“拉红线”的方式，向办喜事的蔡金树讨要人民币150元，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2018年4月18日，苍南县人民法院审理“乞讨团伙”以强行乞讨方式寻衅滋事案，该组织成员因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刑。任国明另案处理。

    “帮主”任我行

    乞讨团伙在当地知名度很高。2016年以前，在龙港本地的婚礼中，遇不到乞讨反倒很少见，有时一场婚礼能遇到三四拨人。在当地一家彩票店，提起“乞讨团伙”，在座的5位市民均称，其在亲友的婚礼中均见识过“乞讨团伙”讨要红包。

    一审法官许明举透露，“乞讨团伙”成立于2011年前后，以任国明为首，有固定成员11人，包括年龄偏大、缺乏职业技能或身有疾病、残疾人员。任国明作为“帮主”拥有诸多“权力”，如有新人要加入，需要他的同意；讨要的香烟，必须全部给他；讨要红包的数额，由他定，所有成员不可擅自更改。

    判决书显示，任国明今年57岁，安徽蒙城人，江湖人称“任我行”。因其在龙港已超过二十年时间，在乞讨团伙中有一定影响，被一致推选为“帮主”。任国明说，1998年，他花5块钱扒火车来到杭州，后因寻找同乡来到龙港。到龙港初期，他曾在龙港供电所打过零工，因不能干重活，靠看守杂物挣一些零钱，但微薄的收入“连吃饭都困难”。当时，龙港婚礼上要红包的习俗已存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学着本地乞丐前去乞讨，逐渐成为“乞讨团伙”的一员。

    要得太“过火”

    任国明说，当时乞讨人员派系林立，相互之间没有默契，常会出现一场婚事“走马灯”式轮番上阵，讨要金额也有漫天要价的情况，连他都觉得要得太“过火”。2012年5月2日，龙港一位市民在婚礼上先后遭遇6拨乞讨团伙成员乞讨后，愤而报警。此后，多位受害人将遭遇发布到微博上，引起大量受害人共鸣。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作出批示，要求公安和当地政府对这一恶意乞讨行为坚决打击，还百姓以安宁。

    当年5月9日，苍南警方出动上百名警力，共抓获50多名乞讨团伙成员。这些人被处以治安处罚或警告。自那以后，乞讨团伙开始出现组织化。2016年1月21日，苍南本地人杨益光在距龙港镇6公里的家中挂起气球、贴上喜字，准备迎接次日儿子的婚事。中午时分，一张10厘米见方的红纸，贴在了他家一楼的门框上。这张红纸附有手机号码。随红纸而来的，便是任国明。一审判决书显示，任国明在苍南县宜山镇环城南路，向杨益光强行讨要人民币102元。杨益光回忆，任国明径直走到他家一楼楼梯口，“我要是不拦着，他直接就上楼了”。

    红纸就像“圣旨”，只要他贴了，别人看到就不会再要红包。办案民警说，红纸起到“立威”的作用，相当于行规：我要过了别人不可以再要，实际上是立山头、划地盘。

    乞讨套路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乞讨团伙成员一开始发现婚礼讨红包有利可图，然后把老乡带进来，团队内部多为以老带新，延续下来。每逢吉日，乞讨团伙各成员寻找办红白喜事的家庭，分组乞讨，并规定红包一律开口要220元加两包中华香烟。讨要红包的方式为拦婚车、纠缠被害人、口头威胁。具体方法为，在婚车前拉一根红线，婚车即不敢通过。在当地习俗中，婚车如不加理会直接通过，则被视为“闯红线”，是十分不吉利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讨要红包多半会成功。

    如今被监视居住的任国明住在一顶帆布棚子里。虽然他否认“强行讨要”，并将之归结为本地风俗，但乞讨团伙成员的行为均已超出传统风俗的界限，对公序良俗是一种损害。任国明偶尔和侄子在微信上聊天，侄子担心他即将面临的审判，“他跟我说，（劝我）这次进去要好好改造”。

    （《新京报》6.9 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