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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82岁的赵康民与世长辞。44年前，正是他最早将兵马俑认定为文物并进行了最初的修复，守护了这一伟大的人类文化遗产。
“秦武士俑”出土记
1974年3月下旬，在西距秦始皇帝陵1500米的临潼西杨村，当地村民杨志发、杨文学、杨培彦等人组成了一支打井队，开始抗旱打井。
打到四五米深时，突然发现八个残破的陶俑，还发现了砖铺地面、铜弩机、铜箭头等。他们望向这些样式古怪、叫不出名字的“瓦片”，不知所措。后来，他们给它们起名“瓦盆爷”。之后，有村民来对“瓦盆爷”烧香叩拜，还有村民把它们当成“天旱”的凶兆，避之不及。
陶俑问世28天，无人意识到它能与“国宝”沾边。4月25日，文物考古专家赵康民从电话中听到这个消息，一听说挖出来的瓦人“头比真人头还大”，又惊又喜。他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到达了西杨村。在打井现场，他看到井周的残俑横七竖八。一番观察后，赵康民判断，这是一座陪葬坑。他跟井边的人说，这不是什么“瓦盆爷”，可能是国宝。
第二天，赵康民便将这些残俑装上了架子车，送回县文化馆保管与修复。三天后，两个身高1.78米、身穿战袍的武士俑修复完成。他当时指着修复好的陶俑对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说，“这是秦代的武士陶俑。史书没有记载，从现场看，是属于秦始皇陵的武士俑陪葬坑。”
6月，蔺安稳将“秦代武士陶俑”的情况写成内参，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7月，袁仲一、赵康民等人组成秦俑考古队，进入发掘现场，对一号俑坑试掘。之后，又相继发现了二号坑、三号坑。
低调寡言的一家之主
赵康民身高1.78米，高高瘦瘦，嗓音喑哑。在家人眼里，他不爱表达，满心全是考古。
赵康民的次子赵奇告诉记者，“我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感觉我们哥儿俩长这么大，父亲这一辈子跟我们说的话，都不超过一百句。”
退休前，赵康民的吃住几乎都在临潼区博物馆，有时，妻子会在下午给他送饭。他的饮食不讲究，大多是馒头。退休后，他没有停下工作，将心血继续倾注在文博事业上。平时，只要一听说馆里来了新文物，赵康民就会立刻去博物馆。
在家里，他的时间也大多在书房中度过。赵康民生活简单，作息严格。每天早上4点准时起床，进书房整理书稿或者阅读；晚饭后，他步行去两公里处的博物馆；到晚上10时许回家睡觉。
但更多时候，赵康民会在书房写书稿。这个只有十多平方米的书房，陈设简单。满眼望去，是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柜，和一个靠窗的整洁书桌。平时，赵康民在这个书桌前伏案写作。在无数个日夜里，他写下一本本书稿。一笔一画，每一页的字迹都端正、遒劲。
“在过去，临潼是文物大县，出土了各个朝代的文物。父亲作为临潼区博物馆少有的考古学家，各个方面都得研究，工作比较繁琐。”赵奇学习过考古，深知考古的枯燥。他认为，父亲将毕生都奉献给了考古事业，难能可贵。
提起赵康民，临潼区博物馆陈列部负责人梁方也难掩敬仰之情。对于她和同事来说，赵康民从事文博考古工作40余年，始终牵挂着博物馆。即使退休了，赵康民也没有真正退出工作。梁方称，赵康民退休后，馆里的同事们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向他请教业务上的工作。
离世引发多国媒体关注
赵康民离世后，赵奇返回家中发现，书房还留有父亲未完成的书稿。之后，家人为赵康民置办了简单的丧事。“是我哥的决定，因为老人一生低调，不争名利。”赵奇说。
对于赵康民的离世，考古业内人士纷纷表示惋惜。他们给予赵康民的评价很高，有人将他称为“考古界东霸天”，有人称“陕西失去一位重要的考古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认为，赵康民不计名利、默默耕耘，保护了大量文物。“如果不是赵康民，兵马俑的发现要晚很多年。赵康民通过陶俑的残身断肢，确定了它们的年代。通过他敏锐的观察力与长期的文物工作经验，察觉到了陶俑的重要性，认为它与秦朝有关。意识到重要性之后，他立刻将陶俑拉回来修复，最后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赵康民不仅是发现、鉴定兵马俑的第一人，还是陕西基层文物工作者的代表。”刘瑞说。
赵康民离世的消息也引起众多国外媒体的关注，英国媒体援引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前馆长吴永琪的话说，如果没有这位离世的老人，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将推迟几年才会被发现。另一家英国媒体则表示，赵康民被很多人视为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者和命名者。
美国网友丽莎在社交网络中评论称，自己曾经来过中国，对兵马俑这一两千年的杰作感到十分震撼，“每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背后都有应该获得赞赏的考古工作者，可惜我们大多数时候只知道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忘了发现他们的人。”
(《北京青年报》6.3 屈畅 张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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