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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知道差异何在。思维方式差异一旦形成误解，将很难反馈给本人，特别是在彼此并不熟的情况下。我所说的东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差异是我驻欧工作28年里感受到的。
第一种差异是，东方人是整体性思维，西方人更多的是个体性思维，这两种思维体现在外交上的差异太大了。比如，中国代表团访问法国或德国，接待方问道：明天是周六，各位愿意去购物还是旅游？中国人回答：随便。然后又问，今天晚上大家喜欢吃西餐还是中餐，团长回答都可以，客随主便。那到底是购物还是旅游，是中餐还是西餐？我们都理解这是中国人出于好意的体贴，希望不为难接待方，怎么方便怎么安排，但接待方反而觉得头疼不已。
第二种差异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东方人讲究求同，西方人更多的是求异。西门子总裁曾经问我，对于凡是到访西门子的代表团，是否都经过事先培训或统一口径。我听了很诧异，这不是笑话吗？驻德使馆每年接待的省部级代表团近200个，商务考察团数千个，连使馆的商务参赞都说不清具体数目，怎么可能事先统一口径？总裁解释说，这一年西门子接待了14个中国代表团，他们离开时说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三句话：你们的国家是美丽的，你们的人民是友好的，你们的接待是周到的。除此之外，完全没有批评、没有建议，万里迢迢来到这里，待了半个月就这么三句话，不可思议。后来有一次，西门子总裁提到有个代表团很好，因为他们离开时提了三条关于翻译和饮食的意见。总裁非常高兴，说这些反馈让他知道了以后可以改进的地方。这就是求异思维。
第三种差异是生意与友谊界限清晰。我在卢森堡担任大使期间，有一次去火车站接代表团，早到了半小时，于是我就去车站里的一个书店买报纸。我一进去，书店老板就说：大使，昨天晚上你的宴请太棒了，原来真正的中国菜不在中国餐馆，而在中国大使馆，够地道。离开时，我拿了一份《卢森堡时报》，付了5法郎，当时相当于1.5元人民币。回到车上，使馆的秘书和司机听了这事后愤愤不平，他们说，昨天这个书店老板参加宴请，还吃了很多，今天连区区5法郎都要收？小气！这种朋友不能交。的确，这要是放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可能很难理解，但在西方思维里，生意是生意，友谊是友谊。结果没过多久，这个书店老板就花了3000多法郎回请了我一顿。
第四种差异是在感情的表达方式上，东方人比较含蓄、间接，西方人比较外露、直接。这一点在外交上要特别注意。我的故乡在浙江绍兴，从小就爱看越剧。为了推广越剧文化，我在卢森堡大使馆开了一场电影招待会，播放经典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播完后，有来宾就解释说，梁山伯和祝英台不是有十八里相送吗，在这十八里路上，祝英台说了很多话，但偏偏说不出“我爱你”。说“我爱你”对中国人而言如此困难吗？我们都以为她会在下一个地点就说了，结果走完十八里都不说。“卢大使，你说梁祝的悲剧是封建主义造成的，我们看了以后觉得是祝英台的不坦白造成的，如果祝英台早就告诉梁山伯自己的爱意，这不就可以谈起来了？”
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研究这种思维方式差异，坦率地说，是因为受到了“刺激”。多年前，荷兰首相伉俪访问中国，我全程陪同。到了北京，首相夫人被安排去参观幼儿园，预计时间是一个小时，但夫人看了不到十分钟就要走了。回到宾馆，在我追问下，夫人才解释提前离开的原因。她说她心里很不舒服，这天下着毛毛细雨，为什么要让孩子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拿着鲜花在那里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没有必要这样。进去以后，每个孩子在课堂里都是毕恭毕敬、鸦雀无声的，中国人为什么要那么小就开始进行军事化训练，这叫幼儿园吗？
我问夫人，如果中国的总理夫人到了你们的幼儿园，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她说，不管谁来都不需要事先安排，孩子们这个在唱歌，那个在跳舞，甚至跟你做个鬼脸，有的可能还会拉你的手，生动活泼，这才叫幼儿园。我跟夫人解释，要做到鸦雀无声，其实幼儿园园长和老师已经向孩子们讲了一个多月，贵宾要来，不要吵闹，要坐好，这才形成了看到的效果。但是，没想到这个效果反而让她感到不舒服。
原来，我们自认为的好客、礼貌以及谦虚在西方人眼里有时是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的，这很值得深思。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了解这些差异，研究它们，这将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作用。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首任大使）
（《同舟共进》2018年第5期 卢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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