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特区的“孙悟空”

    2018年4月10日，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广东省政协第五、六届主席吴南生在广州病逝，享年96岁。吴南生14岁发表进步文章，“提着脑袋闹革命”；57岁在能不能搞特区的争议中，慨然提出“要杀头，就杀我！”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吴南生说：“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过‘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满目疮痍的家乡

    1978年4、5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派3个代表团（组），出访考察，一路赴西欧的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一路赴东欧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另一路赴港澳。

    去港澳的考察组回京后，写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中共中央、国务院“总的同意”，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开始萌芽。

    1979年1月，广东省委分工吴南生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在家乡却看到了不忍直视的一幕：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道路坑坑洼洼。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在汕头的这段时间，吴南生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副江山啊！”“汕头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着：‘其它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汕头在解放初期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眼前的汕头却如此凄凉，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呵！”吴南生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

    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回乡探访的海外华侨也很关心家乡发展，吴南生同他们交谈，问道：“有什么最快的办法？”新加坡侨商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就是靠这个。台湾叫‘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这些话启发了吴南生。

    1979年2月21日深夜，吴南生一边发高烧，一边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1300字的电报，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扭转汕头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7日后，吴南生回到广州。当晚，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就来到他家中，支持他把这件事拿到会议上说。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作‘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习仲勋当即说：“要搞，全省都搞。”他还告诉吴南生：“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

    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4月6日下午，中南海。习仲勋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发言，明确阐述了目前搞特区的难点，“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在这次会议上，我知道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决心很大，说这次‘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充分表达了我们党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心。”（《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的实践与思考》序言 习仲勋）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这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调。

    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1979年9月2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到广东，当习仲勋等广东干部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谷牧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有人说，特区建设创造了特区速度，就像孙悟空的一个跟头云一样，瞬间穿越十万八千里。其实，只有以“孙悟空”吴南生为首的特区建设和决策者，才真切知道特区速度是怎么造就的。

    “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若干年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中，吴南生写道，为了搞特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可谓是趟出了“一条血路”。

    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立法。《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初稿的起草工作首先面临“资为社用”这一命题，起草组邀请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大部分人认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深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来了管不住。2000多字的草案修改13次，可谓字斟句酌。最终于1980年4月15日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特区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吴南生的观点是，“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正式授权，是无法创办的。”

    创办特区之初，有人说，资本家送给吴南生一部汽车；有人说，吴南生的老婆拉了一汽车东西。吴南生说：“幸亏，我在深圳工作时，我老婆一次没有去过。”“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1984年春天，他（邓小平）到了深圳和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综合《环球人物》《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 张维 周琼 张一川 闵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