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光在真理标准讨论中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推动全民思想解放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篇世纪雄文发表40周年之际，我们刊发此文缅怀书写这光辉一页的领头人，时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的杨西光同志。

 

    是他，从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出发，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无畏的理论勇气，果断地组织修改并决定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他，以对党的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与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密切配合，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为思想解放，为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在思想上、舆论上作出了贡献。

 

    ——编者

 

    ■陶铠

 

    杨西光同志是1978年3月由中央任命担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的。这时，他还在中央党校学习，尚未结业。待到4月上旬，才结束党校的学业正式就任。他一上任，就着手报纸的改版工作。

 

    恢复报纸传播科学知识的职能

 

    改版是由胡乔木同志提出，经中央批准后确定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心一意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四化从何处着手呢？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而科学、教育这两个领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得最厉害的。因此，宣传、弘扬科学和教育，成为拨乱反正、推进四化建设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光明日报》有着宣传报道文化教育工作的传统。加强科学教育工作，宣传好科学教育，这一任务便更多地落在了《光明日报》的肩上。因此，中央决定将《光明日报》改成一张以报道科学、教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报纸，减少对一般国内政治、经济新闻的报道。

 

    杨西光同志一到报社便全力以赴抓这件事。在他的率领下，经过紧张的工作，1978年5月1日，《光明日报》宣布改版。

 

    《为本报改版致读者》的社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改版以后，本报将作为一张以科学、教育为主要宣传内容的文化战线的报纸，以宣传科学、教育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积极反映国内外科学、教育方面的动态，大力普及科学知识，为了保持和发扬原有特点，还要兼顾社会科学和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宣传，办好各种专刊和副刊；国内外政治，经济新闻，除特殊重要者外，一般将不刊登。这样一改，《光明日报》将成为一张既不同于一般性的综合报纸、又区别于一般科学技术专业报刊的报纸，具有鲜明的特色。

 

    当时，人们对“文革”仍然心有余悸，提出一般国内政治经济新闻不登，这需要有相当的勇气，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时，社论提出，要恢复报纸传播科学知识的职能，为“知识性”恢复名誉。这也是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重要一着，确实起到了振聋发馈的效应。

 

    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

 

    《光明日报》从5月1日改版，到5月11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其间，时间是短促的，而大量的改版工作，可以说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做了很好的铺垫。对杨西光同志来说，从组织改版以及组织修改到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其办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改版后的《光明日报》不刊登一般国内政治经济新闻，并不等于就游离于国内政治生活之外。相反，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的舆论作用。杨西光同志认为，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理论宣传（包括评论）来实现的。

 

    改版之际，对要不要继续办理论专刊，也曾经有过不少议论，有主张继续办的，有主张不办的。杨西光同志考虑到《光明日报》专刊的历史影响，以及它对活跃理论学术空气，广泛联系理论学术界人士和有关方面的读者所起的作用，还是把它保留下来了，并且作了适当的调整和改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开初就是准备在《哲学》专刊上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后来经过精心修改移到一版发表的。现在看来，如果当时取消了理论专刊，也许这篇文章就不会到《光明日报》的编辑手中了。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载有胡福明同志撰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送到杨西光同志手中。这篇占上辟栏长达5000字的文章，他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才读完。

 

    读完这篇文章，他立即要我（当时是他的秘书）把此文的责任编辑、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找来。他对王强华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在《哲学》专刊上发，引不起注意，可惜了，把它撤下来，放在一版发表。他说，文章要进一步修改，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文章经过修改后，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于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发表。文章发表后果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如果不是他做这样的决定，而是按原先的安排以胡福明同志的名义在《哲学》专刊上发表，是不会引发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会在1小时之内作出这样的决策呢？这并不是偶然的。

 

    杨西光对真理标准问题思考已久

 

    杨西光同志对理论工作，对文教工作，对知识分子工作相当熟悉。1949年他随解放大军进驻上海，便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了同济大学，后调到福建省任省委宣传部长一段时间，又回到上海管文教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兼《解放日报》总编辑。“文革”前夕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分管文教工作的候补书记。多年的文教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知识分子工作经历，使他对思想文化战线颇为知情，在文化界、知识界有很多知已、朋友。“文革”开始，他首当其冲，与陈丕显、曹荻秋并称上海三大“走资派”，被批斗，被打倒。复出后，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他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时，他已知道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曾提出批评，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

 

    当年12月，中央党校在研究编写“文革”中党的历史问题，其时担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提出了编写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在党校的不少中、高级干部中进行了讨论。在胡耀邦同志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的鼓舞下，一部分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与拨乱反正有关的问题。杨西光同志也积极参加了这些讨论，思想极为活跃，并有自己的见解。

 

    可以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命题，在他胸中酝酿已久。在“文革”中他被打倒，被监禁，被下放到工厂参加劳动的时候，在他读书反思的时候，他都在思考这一命题，而最后在党校臻于成熟。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以后，他对当时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的舆论引导工作，但“两个凡是”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他在苦苦探索着冲破禁区推动拨乱反正的有效办法，所以，胡福明同志的文章他一下就看准了，而且牢牢地把它抓住。

 

    1985年，杨西光同志已退居二线，他在组织我们（当时的评论部）编写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时，对于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有这样一段叙述：

 

    在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以前，《人民日报》和不少报纸以及社会舆论已经就教育上两个估计问题，所谓文艺黑线问题、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特别是对于天安门群众运动，强烈地提出拨乱反正的要求。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是在胡耀邦同志指导下，由中央党校组织讨论的。当时有的人则阻止和防碍这些讨论，并继续设置禁区。因此，当时已经在相当规模上展开了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和斗争。这个时期，有的文章也从理论上一般地论及了真理标准问题，如《人民日报》1978年3月26日的一篇短文《标准只有一个》；中央党校个别同志写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

 

    《光明日报》这个时期也参加了当时的争论。在当时斗争形势的影响和鼓舞下，大家都感到有必要根据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写一些比较全面的关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文章，并且作了议论。

 

    从以上这段叙述中，也可以印证杨西光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是思考已久的。

 

    “唯一”是从何时加上去的

 

    这篇文章从《哲学》大样上撤下来后，杨西光同志和理论部的同志即着手修改。4月10日左右，杨西光同志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同志也在酝酿写相同主题的文章。恰好这时胡福明同志来京参加一个会议。4月13日晚，杨西光同志约请孙长江、胡福明、马沛文和王强华四位同志，在他的办公室共同讨论了修改意见。最后他综合大家的想法，对如何修改好这篇文章，提出了如下意见：

 

    （l）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批评“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

 

    （2）要阐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辩证关系；

 

    （3）要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要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永葆青春，更具活力和指导作用；

 

    （4）更加有力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理论，鲜明地批判教条主义倾向。

 

    由是，后来发表的文章的观点以及所要表述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由杨西光同志归纳后，就基本上定下来了。

 

    这次讨论后，胡福明同志在4月14、15日改了一次，由于他急于离京，没有来得及把讨论的观点全部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同志后来接手修改，才把上述观点基本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文中鲜明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就是4月20日的改样。这个改样送给了孙长江同志，请他进一步修改。与此同时，杨西光同马沛文、王强华同志一起，又修改了一次，并将文章的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改样也送给了孙长江同志。

 

    现在有的同志一口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唯一”二字是党校在改稿时才加上的，《光明日报》送去的文章的标题只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我看，这样的疏忽是不应该有的。好在当时的清样还在，并已收入本书，无需再多费笔墨。

 

    拉开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

 

    在孙长江同志修改稿件期间，杨西光同志又到党校与吴江、孙长江同志交换意见。大家对文章的基本观点认识是统一的。吴江同志认为，4月20日的文章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理好，并加以提高。杨西光同志再一次提出，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其青春的观点。此后，孙长江同志以4月20日的稿子为基础，改写出一稿，经吴江同志修改，于4月27日定稿，送胡耀邦同志审阅。同时，送给杨西光同志，并航寄南京胡福明同志。杨西光和吴江同志商定，为扩大影响，先在中央党校5月10日的《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即5月11日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见报。这个安排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批准。

 

    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修改实际上是杨西光与吴江同志共同主持完成的。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光明日报》当时不敢发表这篇文章，所以才拿到《理论动态》上发表的。这个说法于事实有悖，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杨西光同志花费那么大的精力组织修改这篇文章，难道不是为了发表吗？

 

    那么，文章为什么要先在《理论动态》发表，而后再由《光明日报》发表呢？

 

    当时，杨西光同志考虑，这篇文章只是一家发表，不会形成气候，需要其他新闻单位的支持和呼应。他当时曾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同志曾涛、胡绩伟商量，文章发表后，由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转载，但要这样做，需要上面有人审阅这篇文章，而当时若将此文按正常程序送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审，他们是不会同意《光明日报》发表的，更不会同意由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转载。而当时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每篇文章，都要经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审阅。所以，先在《理论动态》发表，此文由胡耀邦同志审定就是很自然的了，也避开了《光明日报》越过宣传部门的领导而直接送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嫌疑。所以，此文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后，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报纸相继转载。这样，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就拉开了。

 

    一颗平常心

 

    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不少读者投书报社，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但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和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而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也对这篇文章大加挞伐，这就使杨西光同志在思想上、政治上承受了巨大压力。面对压力，他是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的，而且他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在这篇文章修改的过程中，曾有人提醒他，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冒很大风险。他当时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文革”那么大的险滩都闯过来了，还怕什么呢？文章发表前，杨西光同志在一次报社负责人会议上宣布要发表这篇文章时坚定地说：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如果结果好，那不用说，如果因此我们受到了误解，甚至受到组织处理，由我承担责任。但我们也要相信，历史最终会公正地作出结论。

 

    在真理标准讨论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全力支持，并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后，人们自然要称道《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面对一片赞扬声，杨西光同志更加冷静，他一直对此不居功，不夸耀，而是强调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不可磨灭的功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年》光明日报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