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早期梳理改革开放“样板”的一句话。时光倒流到1990年的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正式宣布。从新浦东诞生之日起,这块荒芜之地28年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吸引了无数国际关注的目光。赵启正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当年被大家称为“浦东赵”。
激光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建起来
1992年12月,浦东管委会成立前夕,在临时租来的农民开的“由由”饭馆,身穿土黄色羊毛衫的赵启正正拿着放大镜仔细研究地图。在地图前方,是一座陆家嘴规划模型。赵启正开玩笑说:“那时浦东连一栋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中心绿地还是棚户区呢。我们只好找当地农民租这家饭馆暂作办公室,记得那家饭馆的名字叫‘由由’,意思是‘种田人出头’。”
开发的进程滚滚向前,曾经的“由由”已成为由由大酒店,当年的“种田人”也真真切切地“出了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有一个传闻:1991年,邓小平在为连接浦东的南浦大桥题字时,故意把“浦”字右肩上的一点写到下面,意思是暗示上海的改革晚了,希望上海同志们改革的步子能再快一些。赵启正说,“小平同志确实说过,‘浦东开发晚了,是我的错误’,但其实中央在1990年决定开发浦东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一是当时在国际上有些人想围堵中国,认为中国会‘收’,改革开放不会再坚持下去,所以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做几件事,表明中国还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就是其一。二是深圳此前的成功给了大家信心。深圳是前面冲锋的坦克,上海就是跟在后面的步兵,是深圳帮上海率先顶住了压力”。此外,西方国家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几种心态:一是你们根本做不成;二是如果你们硬做,不仅不会在政策和科技上支持,还要警惕成为以后的对手;三是如果真有前景,我们也会搭这个便车。
“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以后,很多美国跨国公司聘他当中国事务顾问,向他请教中国的宏观问题,比如中国搞改革开放会不会坚持下去,中国政府说话是否算数,人民币稳不稳定等等。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一两次浦东,‘西方报纸说你们的浦东开发只是一句口号,你们中国只是做个姿态,只是一种政治宣传。但我看了浦东的规划,觉得你们是实际行动,不是空话。’若干年后,基辛格只要跟我见面就会很得意地说,‘你看,我当时说对了吧?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句口号!’”让赵启正印象深刻的另一位外宾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1994年1月,老布什访问上海,我拿着激光笔在沙盘边为他介绍浦东。那时激光笔还是个大块头,老布什指着它对我说,这个东西他见过,鲍威尔将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时也拿着激光笔给他讲战争局势。我说,鲍威尔的激光笔点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平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建起来。老布什点头称是,还说,‘如果我再年轻几岁,我也要来浦东投资’。”
开发不仅是钢筋水泥
每座城市的历史归根结底都是一部人类的奋斗史。赵启正最爱强调一句话:“浦东开放不只是项目开发、经济开发,而是社会开发,是争取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撒切尔夫人有一本自传叫《治国方略》,书中写道,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他们只会生产电视机,但从未输出过一种世界广泛接受的思想。尽管撒切尔夫人对中国很有意识形态的隔阂,但她的这句话也值得我们深思。”
浦东开发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在很多看得见、摸得着、能用数据表达的“硬成果”外,还取得了丰富的“软成果”——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新思想、新智慧和新逻辑。赵启正感慨说:“浦东开发初期,我们去深圳考察,看到那里的饭店学习了香港的一些做法,比如服务员在桌子旁边站着服务。当时有的老同志想不通,觉得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个思想解放过程非常不容易。”“我总认为,浦东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吸纳世界的资金与技术,更意味着要吸收世界的智慧。”
建筑高度有止境,社会进步无止境
“浦东刚开发时曾做过调研,由纽约向全世界的大城市打电话,一百次中有九十次是一次接通,而我们向纽约、伦敦等城市打电话,一百次中能一次接通的电话不到5个。上海的目标是要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连电话都打不通,那怎么行?于是我们就找到当时美国最大的通信运营商AT&T,希望他们协助把浦东直至整个上海的通信设施现代化,AT&T也很高兴,立即就来到浦东考察。”赵启正说。
与世界的联通是浦东开发的重要环境,但是更重要的投资环境是勤政廉政。“1993年,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几名英国记者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浦东开发成功的那一天,你们的贪腐是否也会走向顶峰?’我当时的答案是,‘当你看到浦东开发的辉煌之日,同时会看到一个廉洁的浦东’。事实上,浦东新区一开始就设立了‘三条高压线’:领导干部不准直接谈地价;不准干预投资项目招投标;不准因为拆迁等私事为人打招呼。甚至还在招商手册上专门印上‘在浦东办事,无需请客送礼’。”
金茂大厦前面有一座民国初年的宅院,是浦东为数不多的历史遗迹,墙上瓷砖是当年英国进口的,门框上还刻着法国画,屋梁上则有《三国演义》的人物木雕。赵启正说,“我曾经带着日本NHK的记者来到这里,当时那个日本记者问我一个问题,上海历史上也开放过,黄浦江西岸的建筑都曾是开放的印记,那你们曾经的开放和今天的开放又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他,那时的开放是在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开放,是不平等条约下的开放。而今天,你看到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国,我们今天的开放是高质量、高速度、现代化的开放,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下的开放。上下六百米,前后一百年。高层建筑的高度有止境,但社会的进步永无止境”。
(环球时报微信号4.18 白云怡)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