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发展方式更替是一场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非洲一些独立的国家，想早日摆脱贫困状态，听从了某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意见，致力于引进外资，结果，虽然经济增长率高了，人均GDP增大了，但没有改变原来的体制，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困难，逐渐被一些经济学家从新的角度做了批评解释。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只顾发展，只顾引进外资，盲目发展，盲目开放投资，盲目输出资源而不改体制，这是有害的，会使他们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也能达到，但同样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就是说，走老路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因为前人是这么做的，后人跟着他们的脚步走，这样的话不承担责任，同时也就回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虽然感到旧发展方式有问题，有矛盾，但有路径依赖，还坚持这么走。

    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希腊就是一个例外。希腊在20世纪转到21世纪的阶段中，人均收入或者人均GDP都超过了过去，甚至超过了人均GDP1.2万美元。1.2万美元被认为是条杠杠，超过以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就纷纷祝贺。但又能怎么样呢？如果制度不改，金融风暴一来，它就会受到波及，经济马上就又下去了，又会回到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所以，从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看出，走老路并不一定是没有风险的，而且风险绝不比转向新发展方式小。

    新旧发展方式的更替，是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旧发展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旧发展方式已经持续多年了，在社会上有许多人信它。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把新旧发展方式更替作为一场革命。在强调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尽管一再提到新发展方式要替代旧发展方式，但路径依赖的影响不可轻视。不少人认为，按中国的国情还是慢为好，慢慢地改。这是一个大问题。

    传统发展方式是不会自动退出的，要挤它，这样才能找到新发展方式。路径依赖已经在思想上成为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很多人认为的既然要改，那就慢慢改，没有一种急迫性，并且还认为这种发展方式的改变是跟资源配置的改变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先要分清楚什么是旧发展方式，什么是新发展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就是走老路，跟着走，责任前人负了，这里没有新东西，反而可以避免创新的风险。新的发展方式就一定要通过重要的改革，通过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才能做到。最重要的是改革什么？比如说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就是一种改革，改革以后，就能够使企业真正地自己经营、自负盈亏。还有，新发展方式改革重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提供新产品、新产能、新功能等，这个是重要的。不搞这个，旧的发展方式怎么被替代，新的发展方式怎么把旧的赶走？

    据此，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中国，市场一定要摆在重要位置，它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还有一些例外。

    十九大报告讲得很清楚，我们重在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理念转变了，才能够前进。发展理念不转变，仍然是修修补补的方式，甚至盲目认为，现在路线已经都通了，不能再大干快上。这对长期的转变、转型来说是不够的。

    （《北京日报》4.16 厉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