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是一个资深影迷

    20世纪上半叶，看电影被时人称为“看影戏”，今天上海的“大光明”“国泰”“星美”等老电影院里，均留下鲁迅先生的足迹。

    “奢华”的爱好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走下山东轮的舷梯，来到上海，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来到上海的第四天即10月7日，鲁迅邀请李小峰、孙伏园、林语堂及三弟周建人等人在福州路的言茂源酒家午餐。饭后大家兴致颇高，专门奔赴虹口福生路27号（今罗浮路）的百星大戏院去观看美国电影《剪发奇缘》。

    1936年3月18日，他在给欧阳山、草明的信中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许广平在《记鲁迅先生的娱乐》中记载：“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鲁迅对生活极为节俭，衣着素简，对于看电影，却不肯将就。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开设的现代化影院共有40多家，其中“上海大戏院”“卡尔登”“大光明”“国泰”“大上海”等都具有世界第一流设施，鲁迅的足迹几乎遍布上海的头等影院，也喜欢买票价高的楼上第一排正中座位，从而不受干扰畅快地看电影。

    翻阅《鲁迅日记》，有时一连几天都有看电影的记录，有的影片甚至反复观看。1931年8月23日，鲁迅携广平、三弟周建人等四人前往山西大戏院观看《哥萨克》，由于内容甚好，第二天，鲁迅又同家人看了一遍。日记中，鲁迅说这部影片“甚佳”。

    1935年美国影片《仲夏夜之梦》在国泰大戏院首映，这部影片是根据莎士比亚同名戏剧改编的故事片，由于口碑很好，场场爆满。国泰大戏院在今黄浦区淮海中路870号近茂名南路路口，离鲁迅的大陆新村居所颇有些距离。12月11日晚，鲁迅一家三口特意雇车赶去观看，却没有买到当场票，只好买了下一场的票。他们回家吃罢晚饭，再雇车前往国泰。该影片场景虽然新奇热闹，但并没有多少思想内容，令鲁迅大失所望。 

    鲁迅经常携家人、三弟周建人夫妇及其子女，或者同好友茅盾、郑振铎、柔石、黎烈文和黄源等一起乘出租车去看电影。有时，先吃饭再去看电影，或者看完电影吃点宵夜再回家。

    “门外汉”的精辟评论

    距离鲁迅寓所最近的是四川北路虬江路口的上海大戏院，是当时上海唯一一家经常放映苏联影片的影院。上海大戏院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毁，重建后于1937年淞沪战争中又被炸毁。鲁迅先后二十余次到该院看电影，这是他光顾次数最多的电影院之一，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看电影的地方。

    1936年10月9日，根据普希金小说《杜勃洛夫斯基》改编的电影《复仇艳遇》在上海大戏院首映。时值共产党人姜椿芳在该院从事宣传和翻译工作，他特别赠送给鲁迅一张优待券。第二天下午，鲁迅与许广平携幼子海婴、侄女玛理一同前往观看。这是鲁迅生前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鲁迅曾自谦地表示，自己“于电影一道是门外汉”“不懂得其中的奥妙”。但事实上，鲁迅对电影有独特的欣赏品位。他喜欢看纪录片、风土人情片、科教片、侦探片等，特别喜爱看反映世界各地土著生活的影片，如以北极爱斯基摩人生活为背景的《蛮岛黑月》。对美国的纪录片《南极探险》《人兽奇观》等还看了数遍。

    鲁迅还时常把一些经典的电影镜头写到文章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讽刺某些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其中的“奴隶总管”和“鸣鞭”的典故，就出自电影《亡命者》。

    支持左翼进步电影

    鲁迅非常关注国产电影。1927年他曾在广州观看电影《诗人挖目记》，因为内容荒唐，没看完就走了，他在日记里评论其“浅妄极矣”。对于神怪武侠、鸳鸯蝴蝶、侦探滑稽之类的国产电影，因为不能反映中国人的真实形象，鲁迅有过犀利批评：“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深受着‘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中国进步电影事业的最初阶段，就受到了鲁迅的重视。1930年1月，他翻译了日本左翼电影评论家岩崎爬的《电影和资本主义》一书的部分，以《现代电影和有产阶级》为题目,发表于同年三月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鲁迅还写了“译者附记”，表示了他对当时电影的看法。

    对于进步的左翼电影和影片公司，鲁迅则是给予热情支持。1932年，上海地下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先后派田汉、夏衍、阳翰笙、阿英、郑伯奇等到明星、天一、艺华、新华等电影公司担负编剧和导演工作。此时，夏衍化名蔡叔声，将茅盾的小说《春蚕》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经济衰败的现实主义影片。此前很少看国产电影的鲁迅，特地出席了《春蚕》的试映会。在《电影的教训》一文中，鲁迅论及国产电影在主题上的突破时，深刻指出：“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和茅盾的《春蚕》了。当然，这是进步的。”

    (《新民晚报》4.8 李忆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