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忙出来的

    讲人与环境的关系，不能只讲环境好的一面，环境中的缺陷，即所谓负面的因素，同样重要。在有些地方，负面因素是长期存在的，而有些负面因素则是以突发灾害的形式出现。历史上，对于克服环境的缺陷，或适应环境的缺陷，人们也是费尽了力气。

    两面性，是自然环境固有的特征。一方面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适宜的生活条件，这是主要的。但另一方面，环境的不稳定性、环境的改变，又常常成为人类的对手，让人类经受一番苦难。正因为环境的缺陷会给人类带来苦难，在古代所歌颂的圣贤人物的丰功伟绩中，总有禳除灾害、拯救人类的功劳。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成汤求雨的传说，都是讲这方面的故事。

    有一种理论认为，有缺陷的环境不一定是坏事，它会激发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战胜自然界的困难，创造出新的人文成就。

    英国学者汤因比在研究文明发展史的时候，提出一个挑战与应战理论。他认为从推动文明的角度看，环境不能太坏，也不能太好。太坏，人类无法发展，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东西。但环境也不能太好、太优越。太优越了，人们不需要勤恳劳动，懒得去奋力开发，也创造不出什么东西。最好是在一个适度的水准上，既有适宜的基础，又存在一定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类会不断地受到激励（去应战），向环境的深度开发，文明于是不断发展。

    司马迁也有过类似的看法，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道：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司马迁的意思是，江南是个天然食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那里的人们不用费大脑筋，不用干苦工作，生活就过得去。但另一方面，这个地方的人们又因此没有被逼出来创造性，他们的生活虽然稳定，但很消极，他们没有饿肚子的问题，但也不会下力气苦干而变得富有。司马迁的这段话，可算是对汤因比的观点的一个注解。（或者反过来，汤因比是对司马迁的注解。）

    我们可以由此联想，中华文明的摇篮为什么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曾“摇”了一段时间（比如良渚文化），但摇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摇不动了。文明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忙出来的。自在不成人，同样，悠闲也不成文明。

    因为自然环境的原因，当然还有社会的原因（如族群对抗），黄河流域的人们要面对许多难题、许多挑战。正是在解决这些难题、挑战的过程中，一些特别的办法、措施、制度才被一项一项创造出来。要处理的事务变得复杂，文明才得以产生。在长江流域，相对来说，自然环境优越，人文关系也比较简单，不像黄河流域有各方强悍的人文群体相互博弈，所以缺乏发展复杂社会机制的动力。长江流域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生态体系充分发展，却再没有新的激励性因素，所以没有发生明显的社会跨越。文明是应对、处理复杂关系的社会机制，关系不复杂，社会不复杂，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机制。

    （《北京日报》4.9 唐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