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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动是20世纪80年代涉及整个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才流动热潮，冲击了旧有的人才制度，曾引起激烈的讨论。在此期间，《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推动人才流动的讨论走向高潮，留下一个时代的印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强调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提出“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这为做好新时代人才流动工作指明了方向。
——编者
■叶辉
1986年6月17日，《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一文在《光明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加编者按隆重推出，这是《光明日报》20世纪80年代影响最大的报道之一。
这篇报道触及了人才不能合理流动这一时代的痛处，引起了企业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强烈共鸣。
人才部门所有制下的暗流涌动
1985年10月，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站长樊云芳率领她的丈夫、副站长丁炳昌到湖北省京山县采访。京山是个山区县，经济落后。采访中，一条线索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湖南常德一家国营大厂的副总工程师谢中秋被引进到京山。一个大型国企的副总为何到一个偏远山区工作？这马上触动了他们的职业敏感。
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以乡镇企业为例，“星期天工程师”的出现虽暂时弥补了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的技术需求，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这种零打碎敲的技术服务已无法满足他们，他们开始寻求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国有企业合作，合作不成就“挖”；挖不成的就“抢”，把技术人员当财神来抢，许以高薪，以物质为诱饵，吸引技术人员下海跳槽。
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次人才流动热潮，撼动了人才部门所有制的旧体制，打破了原有的秩序。面对这样的新态势，有人惊呼“狼来了”，有人怒斥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有人担忧如此下去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也有人呼吁，人才流动应该正大光明地进行，国家应允许人才合理合法地流动，因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对人才的客观要求。
使两位记者对谢中秋感兴趣的是，这位国企副总为何逆向而动：从大厂流向小企业，从中等城市流向山城？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们很快见到了谢中秋。
谢中秋，湖南常德纺织机械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兼分厂厂长，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优秀共产党员。
面对记者，谢中秋一肚子委屈。
谢中秋说，自己之所以要到京山，完全是被逼无奈。他在常德纺机厂处处受掣肘，原因是他成绩突出，风头太健，党委负责人心胸狭窄、气量极小，对他处处刁难。谢中秋是企业两个拳头产品的开发者，还在不断开发新产品。但每逢他有新的发明成果或科研项目，这位领导必定卡住不让申报或不予支持，谢中秋被逼无奈，决定调离，但他六次打报告均被卡住。
江苏武进纺机厂是一家乡镇企业，技术力量严重不足，正在四处寻找人才。得知谢中秋的情况后喜出望外，想尽办法邀请他去工作。在正常渠道无法走通的情况下，谢中秋决定冒险，携家带小不辞而别，“逃往”江苏武进纺机厂。
常德纺机厂得知情况非常恼火，在厂里宣布他是“叛徒”，同时向上级部门中国纺织机械总公司告状，北京的总公司向江苏武进纺机厂施压，指责江苏不择手段挖国企的墙脚，刚好江苏武进纺机厂正通过中国纺织机械总公司与国外谈一个引进项目，北京总公司便运用权力向武进纺机厂发出威胁：若不停止挖人，将马上停止其正在谈判的引进项目！
权力的干预马上发生效果：武进不能放弃引进项目，被逼无奈，不得不暂停挖人行动。
此时的谢中秋左右为难，处境尴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就在谢中秋走投无路时，半路杀出程咬金——湖北京山县委书记钱亭章闻讯力邀他去工作。就这样，谢中秋来到京山县。
一个科技人员的流动问题，已牵涉到湖南、江苏、湖北三省；从中央到地方已有十多个部门插手此事，并且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记者该站在哪一边？而当时国家对人才流动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政策或文件——虽然国务院已就人才流动问题做了规定，但那还只是“试行”，并没有正式颁布文件，中组部也还在调研阶段，谢中秋的行为是耶非耶，依凭无据，如何公断？
随着采访的深入，对事实的了解越深入，记者越发感到茫然。显然，从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光批评常德纺机厂是不公平的，谢中秋本人也有做得欠妥之处；批评武进纺机厂吗？也不妥，他们发展经济急需人才；批评京山县“拦路抢劫”吗？山区需要发展，需要脱贫，渴望人才情有可原。那么该批评谁？这样的题材能写吗？
一个大马蜂窝，能不能捅？敢不敢捅？捅了，其结果很可能是各方均不满意，这样的题材该如何把握？
樊云芳和丁炳昌决定吃这个螃蟹，他们联络了光明日报湖南站站长张祖璜一起采访。
开创中性报道新样式
在京山县的采访中，三位记者遇到了湖北省委组织部知识分子处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明确表示他们支持人才流动！并且透露，人才流动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潮流。
1984年开始，国家已允许对人才流动进行试点，一纸文件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关闭着的人才的闸门露出了一条缝隙，一些吃螃蟹者成为这股大潮的先锋，得以逃离原单位，但他们的出走往往是不合法不合规的，类似谢中秋这样擅自出走、私自流动并引发矛盾和冲突的人才流动事件，在湖北省就有2000多起，全国有数万起。问题缘此而来：1985年开始，有关部门有感于人才流动的无序状态，严令紧急关门；矛盾也由此爆发：已流到新单位的知识分子在办理户口、转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时遇到阻碍，原单位卡住档案材料不放，致使这些已经流动的人无法落户，形成悬案，甚至引发诉讼。
人才流动遇到的阻力已经表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但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
从这个意义上看，谢中秋的报道如果写好了，能为人才合理合法流动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这正是三位记者认定的这个题材的新闻价值所在。
但是在采访常德纺机厂时，企业向他们大叹苦经：全厂70多名科技人员，两年多已走掉一半，流向比常德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这些地方政策活，福利好，待遇高，生活条件好。特别是那些乡镇企业，用房子、票子、农转非户口等来收买这些科技人员，挖国企的墙脚，造成国企人才雪崩。
常德纺机厂对谢中秋的意见更大，认为谢中秋作为一个厂领导，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为了追求个人的待遇，丢下厂里的工作不管，擅自出走，造成既成事实，离开后才回来要党籍、户口、工龄，想得美，就是不给你，让你走！如果改革都这么改，全国还不乱了套！
采访结束，三位记者陷入矛盾中。纵观三方，每一方都有理由，每一方也都有缺点，这样的事件怎么报道？报道写还是不写？如果写，怎么写？
采访越深入，他们越感到没有把握，事件涉及的各方都有一肚子苦水，又都有充分的理由。这个题材既不是批评报道，也不是表扬报道，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题材，而传统报道都是非正确即错误，事情有了明确的结论才可能报道，对有争议题材基本上是搁置起来，等有结果再说。如果这样，那么这个人才流动的疑难问题也只能放弃不写。
就这么放弃？三位记者很不甘心。难道除了表扬报道和批评报道，就没有其他途径可走啦？
矛盾，痛苦，迷茫，这正是孕育新生命的必然反应。在放弃与坚持的矛盾和较量中，一个全新的报道模式开始在樊云芳的脑子里形成，但此时她恐怕还没有料到，这篇即将诞生的报道，不但为中国的人才流动闸门的打开助力，并且其报道形式将被载入中国新闻史册——中性报道由此诞生。
三位记者商定了一个报道原则：
一、客观报道矛盾各方的意见，不回避什么，也不夸大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既不褒，也不贬，记者不站出来直接发表意见，而是用事实来传达意见。
二、客观记录事情发展经过，特别是文章结尾，不搞虚假的“大团圆”，而是按照实际情况留下问号。
三、尽量剔除记者的主观色彩，力求不把自己的观点带进报道中，报道只提供事实，提出问题，而不作任何结论，孰对孰错谁是谁非由读者根据事实来评判。
原则一经确定，写作就顺畅了，这篇洋洋洒洒六七千字的长篇通讯很快完成了。
当樊云芳把这篇主题模糊、倾向缺失、立场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四不像”稿件交到记者部主任卢云手里，卢云作为一名优秀的编辑敏锐地发现，这是一篇形式全新的报道，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非对即错是非分明的报道的一个逆反，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创新。卢云兴致勃勃地拿着稿件去找总编辑杜导正，杜导正一看稿子同样兴奋不已，就像发现了新大陆，并对卢云的意见高度认同：“一个字都不要改，马上发！”
被撼动的闸门
报道刊出后，马上在全国引起轰动，引发各方热议，光明日报编辑部收到1600多封读者来信。报纸为此辟出版面展开讨论，追踪事态发展。6月24日二版第一篇反响稿刊出《破除人才单位所有制需要钱亭章》；8月6日在一版刊发追踪报道《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理解，是对他事业的支持——谢中秋在京山近况》；8月7日一版头条刊发钱亭章等人的4篇文章，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从6月24日到8月27日，两个多月时间共刊出各类报道、文章、评论40余篇。
报道引起了人事部、中组部，以及湖北、湖南、江苏三省高度关注和重视。湖北省委组织部专门派出调查组深入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进行人才流动问题调查，因为这家厂引进了200多个“谢中秋”，这些科技人员大都没有户口、没有档案材料、没有组织关系，引进来后引发了系列矛盾。
就在《光明日报》就谢中秋事件开展大讨论期间，国务院决定采取措施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1986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出了这一消息，报道说，国务院要求各地各部门努力创造人尽其才的环境，大力发掘科技人才资源，继续调整被积压、浪费和使用不当的科技人员，鼓励他们向急需人才的行业和单位流动。
新闻推动社会进步！但是，人才流动并不因为这篇报道就铁门洞开，也不因为国务院、中组部等相关政策的出台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旧制度的消亡和新制度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尤其是新观念取代旧观念更需要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正是因为人才部门所有制的固垒依然阻碍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光明日报》对人才流动中问题的关注是持之以恒的。
《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刊出一年多后，另一个事件进入《中国青年报》的视野。首届中美联合培养的38名MBA学员回国后，被窝在原单位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出国培训的经费几乎耗费了国家经委全年出国费用的一半，可是回国后却在原单位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万般无奈中，他们投书《中国青年报》：“我们年纪轻轻，却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苦恼不堪；为培养我们，国家耗资百万，我们历尽艰辛，然而，培养与使用完全脱节——我们怀疑，国家耗费巨资办这种人才项目是为了什么？”《中国青年报》1987年12月2日在一版头条推出长篇通讯《命运备忘录》，这篇通讯成为另一篇影响巨大的反映人才被禁锢问题的力作。
报道见报当天，时任国务院代总理李鹏亲自过问此事，国家经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劳动人事部等6个部门出面举行座谈会，座谈会由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主持，并邀请记者参加座谈。会议决定：给予这批MBA“特殊政策”，允许他们自由流动。第一代MBA就这样被“解放”了。更多中国人逐渐有了换工作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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