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话语权：从垄断到丧失

    “话语权”中的“权”字，在法律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权利”，二是“权力”。如果说“话语权利”主要表示的是个人或组织自主表达意见的权利，那么“话语权力”则更多的是指一种强制力，即统治阶层控制和制约社会舆论的能力。话语权永远是以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不同势力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其本质上都是道路之争、价值观之争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之争。

    “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推动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公开性”的推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话语权优势逐渐减弱，导致社会思想意识混乱，各种反党反苏的言论逐渐占据了社会舆论。苏联社会在改革后期出现的舆论乱象、社会意识转变等问题都与话语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导致苏联共产党和政府话语权的丧失，而话语权的丧失反过来又造成了公开性的失败与苏联的解体。

    苏共丧失话语权的原因

    （一）在社会话语中心增多的同时缺乏配套的管控措施是直接原因。公开性之前，苏联社会唯一的话语中心就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媒体报刊杂志是官方话语的中介，知识分子和其他行业精英是官方话语的阐释者，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挑战党和政府的话语权威。但是，随着公开性的推行，苏联社会中的话语中心开始增加，即使是普通的百姓也拥有自由表达思想和言论的权利。官方话语的传递方式由直接通过行政和媒体渠道强制性的传达命令变为了必须通过与其他话语进行竞争和沟通，才能向社会传播。一些知识分子、报刊杂志主编、作家、还有文化艺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利用自己刚刚恢复的社会地位和手中的话语权利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随着管控的放开而成立起来的各种政治团体更是利用苏联历史遗留问题和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出现的失误大肆抨击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这些言论给社会思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没有从制度上、政策上给予代表着党和政府的话语中心以必要的支持，反而是在许多尖锐的有原则的场合，看似坚守自己的立场，其实却是运用手中的权力给反攻言论大开绿灯。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这不仅是不同观点之间的公开的争论，而是党的活动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巩固苏维埃国家联盟还是瓦解这一联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失去了制度支持的传统话语中心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极右翼势力把在政治局内部取得的胜利扩展到了整个国家之中。最终，苏联社会中的话语权被民主派攫取了。

    （二）丧失了建国之初的政治优势是根本原因。一直以来，苏联历史中有很多“空白点”没有说清楚，社会上存在很多弊病没有解决好。再加上苏联社会对于社会舆论管控严格，人民群众一直是敢怒不敢言。《国语·周语》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有效控制社会舆论是统治者掌握话语权的必要条件，但是苏联政府恰恰选择了最危险的控制方式，导致人民心中的愤懑之情越积越多，只要稍微有宣泄的渠道就像河道决口那样一涌而下。

    在苏联的历史中，斯大林统治下，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过分扩大化的运动中错误地逮捕、杀害了大批革命队伍中的好同志，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导致党和国家损失了大量科学理论人才和干部资源，给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日后苏联的历届领导人缺乏理论积淀、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谨小慎微、教条刻板也与这段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苏联经济社会的特点就是重工业尤其是军工行业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发展不足。这就导致苏联的生活用品和食品供应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正常需求，商店里货品数量少，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僚集团生活的奢侈化和特权化。一些高级领导不仅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而且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公开聚敛大量财富。他们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给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

    苏联社会中存在的大量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早就引起了诸多不满，人们都在盼望着改变，期盼着一个有魄力的领导者出现。但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苏联政府早已丧失了建国之初的政治优势。所谓的权威机构传达给社会的官方话语也就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力量和威信，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三）与民主派争夺话语权时斗争策略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他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带给市民社会更多的言论和思想上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仍然沿用之前的管理舆论工具和出版物的方式，官方机构和历史专家总是无法在话语权的争夺战中与民主派的文学家、记者抗衡，这也使得民主派在话语权的争夺战中步步为营，处处抢占先机。

    面对话语权优势不断被蚕食的现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对策则显得差强人意。首先，因为苏联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所以党的高级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对这种情况的对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许多尖锐的、有原则性意义的场合，最高领导人对于乱象姑息纵容的态度，给激进派夺取话语权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其次，从话语方式的角度来说，苏联在改革时期用来阐述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时没有沿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的传统，而是采用了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表达方法。这就等于间接地认可资本主义制度和理论，也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的否定。最高领导人在理论话语方面，给激进派在苏联宣传资本主义价值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提供了可乘之机。最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没有善用法律和自己手中仅剩的行政权力制约激进派人士，守卫自己手中的话语权。反而在1990年新颁布的新闻法中彻底放弃了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并规定任何人不得干预“言论自由”，这就等于认可了激进派的反苏反共言论的合法性。苏联的法律本应该成为守护话语权不被侵犯的有力武器，反而成为了激进派攫取话语权的有利条件。就这样，苏联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其最终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苏共话语权丧失的启示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党和政府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获得话语权威的基本条件就是社会中大部分居民的认同与支持，所以党和政府需要调动一切政治和经济的资源来赢得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之一就是让人民尽快地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如果在这一点上失信于民，就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迟早要走向毁灭的深渊。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话语权”问题，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与民主和自由的关系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离不开民主和自由。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以坚决的态度在党和国家内部建设充分的民主和充分的自由，而且应该随着社会生产和文化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和扩大它的内容。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自由不是无限度的、无约束的，从话语权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群众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这个权利。绝对不允许“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而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之实”的事情发生。

    社会主义国家在建构话语权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话语权的有效性。话语权的有效性并不完全取决于话语主体单方面的对外发声，而是取决于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之间的沟通效果。这意味着话语权的建构并不能完全由政府的外在力量强行实现。在这一点上，苏联的失败也是有力的佐证。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在建构自身话语权时，一定要注意从话语客体的角度去考察话语权的有效性，避免自说自话、传而不达的尴尬局面。

    （《党政研究》2018年第2期 王舒婷 白平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