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能否颠覆性重述

    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异常富足的素材库，传统和经典不断面临创造性、颠覆性的重述。

    比如正在播出的韩剧《花游记》，看片名就知道创意来自《西游记》，在现代韩国恋爱剧的背景下，唐僧性别翻转成了美人，悟空是她身边的痴汉。不能断言这是韩国电视人“瞎搞”，因为《花游记》里主角交锋的日常，和小说《西游记》里唐僧给悟空设下的重重“情难”，是能一一对上的。

    那么，唐僧能不能穿越成当代的酷女生？遣唐使晁衡能不能爱过杨贵妃？花木兰可不可以是反抗庸俗婚恋观的女权样本？种种来自他者的“想象”，很容易在本地引发出对于“歪曲”的焦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杜庆春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在于“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要有勇气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的文化脉络，从自身文化资源里写出更有广泛意义的人类故事，而不是预设自己是被猎奇的对象。

    当代重要的戏剧理论家、德国学者汉斯·蒂斯·雷曼在观摩大量中国创作者的作品时，注意到比起欧洲同行，中国创作者的焦虑更多地来自“对悠久传统负责”。他认为：“艺术的表达一定具有时代的印记。后人能够借助经典想象过去，但‘像过去那样创作’并不能复制伟大的艺术。传统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艺术家不断的思辨、质疑和改变。任何艺术的进步都源自对传统的使用，使用即意味着创新。”

    所以，面对“文化遗产”的叙事资源，叙述者和受众的内在精神转向，是更值得探讨的话题。

    （《文汇报》3.28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