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丰子恺的两件事

    1982年，我在《新文学史料》里看到一篇丰子恺先生的孩子回忆他们父亲的文章，里面提到丰先生很感激我父亲陶亢德在抗战时期把他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的一百多幅画从杂志上撕下来寄给他，为他保存了画稿。趁去上海复旦审稿之便，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父亲。他很激动。

    父亲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里提到很多人，对大部分人都有些微词，但对丰先生却很敬重，甚至反复说有两件事情对不起他。

    “我对丰子恺先生有两件事情一直觉得抱歉。一件是他来访我，其时大概为三十年代中期。我是迟眠迟起的人，他枉驾时我还高卧在床，忽然老妈妈报告有客人来，可恨我只租着一个客堂间，那是不过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兼作卧房、客厅、餐室、书斋。我赶快披衣拖鞋跑出房门一看，但见一位相当瘦长、衣着朴素的中年人肃立在房门外面靠右侧的地方。这位客人我并不认识，但立刻恭请入室。坐下敬茶之后，才知道他是丰子恺先生。他面色有些灰青，我想大概是他素食的结果。”

    “丰先生后来叫我作向导去看林语堂。林的寓所位在七拐八弯的一块地方，单凭什么路多少号是很不容易找到的，因此我想丰先生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原故才来看我的，否则他同林语堂相识很早，要去看他何必要我领路？但这极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根据后来我对丰子恺风格的观察，十有八九是一则两便的作法，因为他虽同林早认识，但未尝到过他家，而且出于礼貌所以先来看我，他原来并不是说‘喂，你陪我去！’而是说‘一同去看看他好吧’的。”

    父亲提起对不起丰先生的另一件事情是关于《艺术漫谈》的出版经历。1943年，他写道，“在我和丰先生的交往之中，只有一件事使我迄今对他负疚，那就是人间书屋出版他的《艺术漫谈》一书。这是一本杰作，当初向他要求出版时，我认为销路大有把握，所以印数既多，装订纸张也特别讲究。谁知出版以后销路奇少，不久战事突起，更少人购此‘闲书’，以致所付版税，始终不满百元。”

    他在回忆录《缘缘堂在天之灵》一节里说得更加详细：“人间书屋出版老舍的书一共四本，本本成功，但印丰子恺先生的《艺术漫谈》却是失败了，就是卖不出去。我印《艺术漫谈》，还特为精印，就是正文用了米色道林纸，封面用硬纸版，封面绿色，书名黑色，字是作者亲笔。我之要印精装本，只由于我很喜欢这书的内容。《艺术漫谈》中的各篇，虽然谈的是艺术，却都是娓娓谈来，读者不论老幼无分雅俗，我认为都必爱读，然后这完全是我的主观，出版之后，购者竟寥寥无几，但是我想这是《艺术漫谈》‘投错了娘胎’，它如果在开明书店出版的话，销路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这件事情，我对丰子恺先生一直怀疚于心。如果时局平静，说不定后来能打开销路，不幸又偏逢全面抗战，大家逃难流离，《艺术漫谈》只好成了废纸。”也许正是这种歉疚心情使父亲把丰先生的画稿收集起来寄给他。

    （《南方周末》3.22 陶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