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的对话

    中国传统哲学传到西方后，西方近代哲学家纷纷与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话”。《苏格拉底与孔子的对话》《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之类的著作一度盛行。

    中国传统哲学在12世纪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从18世纪中叶起开始在欧洲产生影响。1761年，英国哲学家哥尔斯密出版了《世界公民》一书，其副标题就是“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在这部著作中，哥尔斯密用中国哲学家的口吻，发表了对英国和欧洲社会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并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庸之道”，认为应“悟守中庸之道”。在哥尔斯密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已经进入西方一般思想家的书房，成为他们随时要用的工具和材料。

    法国启蒙哲学关注中国传统哲学。伏尔泰声称，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他站在反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上力图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并认为中国儒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了“中国哲学”的条文，把自《易经》到明末清初的中国哲学史梳理了一遍，划分了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三个阶段，分析了《易经》与莱布尼茨二进制的关系，并认为中国具有悠久的抽象思维传统，中国哲学是借助符号、象数、形象来探讨宇宙的本原以及人与宇宙关系的。狄德罗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西方思想界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开辟了新的空间。

    德国古典哲学同样关注中国传统哲学。莱布尼茨说中国哲学给他“一大觉醒”，他始终关注并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哲学。莱布尼茨比较了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关于“一”与“多”关系的思想，比较了中国哲学的“理”和欧洲哲学的“实体”的关系，比较了《易经》中的思想和欧洲思想史上关于算术进位理论的关系，进而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二者迫切需要理解对方，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集合在一起”；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相互学习，“集合在一起”具有内在的可能性，因为中国人的思维和欧洲人的思维之间存在着共通性。例如，中国古代易学八卦图的数学配列顺序与欧洲近代的二元算术在思维建构的方式上完全相同。

    黑格尔“借助巨量的参考材料”来研究中国哲学，尽管他站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上来看待并贬损中国哲学，但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开始于中国人，世界精神的太阳也是“从东方升起来”的；尽管他否定孔子哲学，但也对老子哲学中的对立统一、从“无”——否定的规定——开始生成发展的观念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并认为老子哲学“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其“道”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似乎如毕达哥拉斯派一样，从相同的基本观念出发”。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传入欧洲后对西方近代哲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近代哲学家融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中。

    不仅如此，西方近代哲学家还力图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中国哲学。1727年，德国哲学家门肯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较为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哲学史的对象、中国哲学的起源和演变及其基本线索，并认为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和为政治服务的传统，因此，中国哲学有“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前者主要是指《易经》，后者主要是指儒家伦理。门肯的观点不无道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

    （《理性与激情》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杨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