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筑英：知识分子待遇改善的分水岭

    编者按

    蒋筑英是谁？很多读者恐怕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回顾，蒋筑英一心报国却英年早逝的人生遭遇，是一种让人既心痛又感奋的时代记忆。

    40年前，我国经济处于复苏期，物质匮乏，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工作压力大，待遇低，英年早逝现象频发。蒋筑英的去世引发了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现象的重视，并采取各种措施关心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待遇。蒋筑英的英年早逝成为知识分子待遇改善的分水岭。 

    改革开放走过40年历程，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境遇早已今非昔比。艰苦奋斗再创业，改革开放再出发。广大知识分子秉持科技报国理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的初心，也从未改变。

    蒋筑英，这是一个不朽的名字。

    ■叶辉

    1982年初春，京广线上，一列客车正在疾驰。

    车厢里，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正和几位武汉大学的教师聊得起劲。两位老师向他透露，现在高校老师尤其是中年教师压力大，待遇低，生活困难。工作上，他们是学校的顶梁柱；生活上，他们是家庭的主心骨，上有老下有小，而待遇太低又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就在过去的一年中，武汉大学接连多位中年教师英年早逝。

    这一信息马上触动了陈禹山的新闻敏感，他意识到，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联想到近年社会上“救救中年知识分子”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问题值得高度重视。此时，陈禹山脑子里已在思考和酝酿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一个触及知识分子神经的重大选题，一旦寻找到合适的线索就可以动手采访。

    本来，陈禹山可以马上到武汉大学采访，但当时他另有任务，只好暂时搁置。

    不久，一个此后轰动全国的选题进入陈禹山的视野。那是1982年夏，中科院组织台湾籍科技工作者在北戴河开会，实际上这是一次让科技工作者放松的疗养，陈禹山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期间的一天黄昏，陈禹山与中科院人事部的一位干部一起在海边散步，闲聊中，这位人事部干部向他感叹，长春光机所所长王大珩的学生、中年科学家蒋筑英猝然去世，倒在了出差四川的途中。

    又一个中年英才早逝！天妒英才啊！这位工作人员叹息。

    陈禹山突然感到脑子里电光一闪，他马上意识到，他一直在思考和酝酿的关于知识分子英年早逝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报道机会来了！回到编辑部，他马上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支持。他立即赶赴长春采访。

    早在陈禹山获悉蒋筑英去世的消息并决定去采访之前，另一双敏锐的眼睛已经盯住了这个人物，他就是光明日报驻吉林记者站站长肖玉华。

    肖玉华在《往事追忆  在宣传蒋筑英的日子里》（《岁月——光明日报记者站30年》，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文中说：“1982年6月的一天，我在省委大院遇到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李光。我问他到省委做什么来了？他心情沉重地说：‘我所副研究员蒋筑英，最近到成都监测仪器，突然在那里逝世，才43岁，太可惜了。今天，我到组织部研究给他追认党员的事。唉，正是做贡献的时候，却过早的……’这‘过早的’三个字引起我的思索。几乎与此同时，吉林省一位49岁的专业作家也阖然长逝。两位知识界人士的早逝，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应该引起重视。第二天，我便骑着自行车到长春光机所采访。”

    肖玉华了解到，蒋筑英的去世让同事们非常伤心，原计划500人参加的追悼会最后到了1000多人，礼堂都无法容纳，这样的场面极为罕见。所长王大珩专门从北京赶回参加追悼会并为自己的学生致悼词，因为太过伤心，致悼词中间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已。蒋筑英骨灰入葬革命公墓，王大珩坚持要亲自送去，临上车时才被同事劝阻。整个采访中，肖玉华被这个中年科学家的事迹深深感动了。

    1982年8月27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上刊出了肖玉华的人物新闻：《对革命无限忠诚，为四化忘我工作，副研究员蒋筑英为祖国光学事业奋斗终生》。这是中央媒体第一篇关于蒋筑英的报道。

    集中宣传蒋筑英事迹是在1982年的10月。10月10日，陈禹山的长篇通讯《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记中年光学专家蒋筑英》在一版头条通栏转二版整版并配评论隆重推出。

    陈禹山说，蒋筑英的长篇通讯刊出之后，马上在全国引起轰动。这个报道太有代表性了，报道触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神经，反映了在“文革”及“文革”前知识分子受轻视、受歧视、受迫害的现实，知识分子待遇低下，政治上不被信任，生活在贫困之中，而超负荷的工作加剧了对他们身体的伤害，导致许多知识分子英年早逝。

    在中央领导的关注和重视下，蒋筑英的报道升级了！光明日报专门成立了以记者部主任卢云为组长、有陈禹山等编辑部人员以及吉林记者站肖玉华等参加的蒋筑英报道组，这个报道组直接由总编辑杜导正领导。

    就在有关蒋筑英的报道密集铺开之时，10月15日，《光明日报》刊出另一个此后与蒋筑英相提并论的同类型人物报道：《工程师罗健夫把毕生心血献给科研事业》。蒋筑英年仅43岁就去世了，而罗健夫去世时也只有47岁。这位此后被誉为“中国式保尔”的知识分子的事迹也非常感人。

    陈禹山的通讯刊出之后，《光明日报》10月29日一版头条刊出评论《向知识分子优秀代表蒋筑英同志学习》。此后重要的后续报道还有：肖玉华与陈禹山合作的长篇通讯《光辉的足迹——关于蒋筑英的故事》《蒋筑英生命的最后几天》，蒋筑英夫人路长琴的文章《永存的慰藉》，1983年1月7日一版头条刊登胡耀邦就蒋筑英罗健夫问题发表的谈话：《我们需要千千万万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

    此后，《光明日报》接连刊发了“活着的蒋筑英和罗健夫”的多篇报道：《关怀蒋筑英罗健夫式的知识分子  天津师大对讲师黄祯寿采取具体保护措施》《工程师刘维仁被誉为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

    《光明日报》对蒋筑英的连续报道，也推动了党和政府对这个先进人物的肯定和嘉奖，吉林省委发出开展向蒋筑英学习的决定，党和国家领导人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向蒋筑英、罗健夫学习。为配合全国学习蒋筑英，吉林省组成蒋筑英模范事迹报告团到全国各地作巡回报告，在北京举办蒋筑英模范事迹展览，后来还拍摄了电影《蒋筑英》。

    肖玉华在《新闻战线》杂志2004年第五期撰文说：“对蒋筑英这一典型的认识，是在宣传实践中不断升华的。开始，把他作为应予关心的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的典型。当时对蒋筑英的宣传，起到这个作用。许多单位定期为知识分子检查身体，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但是，典型的意义远非止于此。胡乔木曾撰写文章，既对蒋筑英英年早逝惋惜，更称赞他是在逆境中奋起的科技英才。在宣传蒋筑英之后，又有罗健夫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典型出现，为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了舆论环境。”

    蒋筑英的英年早逝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早逝”，属于“过劳死”。

    改革开放之初，在社会财富积累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脑体倒挂。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上关于“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工人叫，农民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桥”的议论蜂起。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压力太重，在单位，他们是工作中的骨干，拼命工作，以夺回被荒废了的宝贵时间；生活中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顶梁柱。由于工作时间长，压力重，劳动强度大，而又因为物质匮乏，长期营养不良，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终至殒命。

    蒋筑英的英年早逝和他的感人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从中央到地方对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现象的重视。中央出台了一些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政策，提高工资和补贴，注意知识分子的健康检查等。

    有人说，蒋筑英的英年早逝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待遇得到提高的分水岭。

    分水岭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做了新的定位，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多次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定位都表明，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不再是受歧视的阶层，知识分子开始得到应有的尊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回到本该有的正常地位。

    就在1980年元旦，以团结和服务知识分子为己任的《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可喜的变化  光辉的前景》的社论，强调知识分子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知识分子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工作，这项工作几乎覆盖了整个80年代。

    中央当时明确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必须在十三大前基本完成。中办发〔1984〕32号文件规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抓总工作。1986年，中组部专门下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的通知》。

    《光明日报》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报道，也持续了整个80年代。在这10年中，就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工作条件、著作版权、稿酬、职称以及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等问题，《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调查报告，这些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受到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推动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