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时代的序曲

    第六章

    多事之秋

    2．谭震林加入

    就在熊复挣揣于《重温〈实践论〉》的同时，《红旗》杂志又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这就是阻止谭震林文章的发表。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日，12月出版的第12期《红旗》自然要有纪念文章。8月份编辑部就积极筹划，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当年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

    谭震林在“文革”中曾因坚定地抵制林彪、江青的作乱而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后又被诬陷为“叛徒”，长期遭摧残。在《红旗》编辑部派人向他约稿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写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10月下旬，谭震林文章的初稿送到《红旗》编辑部，熊复看后认为文章第四部分讲的都是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应删掉。责任编辑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以个人名义发表，要尊重作者的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删。

    有意思的是，这边的争执还未定局，谭震林又送来了新的修改稿，把第四部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并且给《红旗》编辑部写信说：“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来当面商量。”

    熊复看了谭震林的信和改稿哭笑不得，但仍坚持要删去文中有关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那一部分，并且写了一个条子，讲了两点处理意见：一、先派人去同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二、如谭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去见谭震林，转述了熊复的意见。谭震林当即鲜明地表示，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告诉熊复，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对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熊复拗不过谭震林，在无可奈何之中，于11月16日将谭文送审，并给汪东兴写一报告：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准备在十二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写了批语。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19日写的批语是：“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在21日，他看了这篇文章后，又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在接到这些批语之后，熊复依然不敢做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问怎么办。汪东兴也无可奈何，只好说，那只好这样。至此，谭震林的文章送新华印刷厂发排，于12期刊出。

    3．《红旗》的编辑不打算再保持沉默

    熊复在此期间所唱的一系列“反调”，并不代表《红旗》的编辑们。《重温〈实践论〉》那篇文章，照理是编辑部哲史组的事，但文章的起草、修改均未让哲史组的编辑们插手。对《红旗》所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一些人蒙在鼓里，洞观的人则是憋着一肚子火。随着形势的发展，《红旗》愈来愈被动，这股火也越憋越大，然而只能“在地下运行”。运行了半年之后，终于冲破地表，喷焰而出了。1978年11月23日，在《红旗》杂志社院内，王忠明、邢雁二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提出了对《红旗》杂志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要求迅速改变《红旗》的面貌。大字报立即在社内外引起轰动，《红旗》的人也感到舒心。

    大字报有关真理标准讨论问题是这样说的：

    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理所当然的要大力参加这一讨论。但是《红旗》杂志至今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保持沉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从熊复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找到答案。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作过讲演。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最近熊复同志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作了些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熊复同志还表白说，他授意一位同志写过文章，我们看看写的这篇《重温〈实践论〉》是一篇什么样文章呢？这篇文章全文两万多字，除了教科书式的毫不联系实际地讲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外，很大篇幅是驳所谓“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请同志们读一读这篇文章，看是不是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这种文章实质上是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唱反调的。

    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心愿，熊复同志对这个事件抱什么态度呢？今年第十期《红旗》登载的《评姚文元》一文中的第二部分“用笔杆子杀人”，原来上海写作组同志写的全部内容是揭露“四人帮”怎样歪曲天安门事件的事实真相，制造白色恐怖，经过熊复同志的手，把它砍掉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完全彻底平反了，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但是，至今没有看到熊复同志的态度，他既不传达中央的指示，也不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这又是为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到熊复同志对敬爱的周总理是什么感情？前一个时期，机关批判姚文元和他的亲信利用《红旗》反对周总理的罪行，同志们要求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熊复同志讲一讲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但他一再推托，根本不讲。

    6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熊复同志用嘲讽的口吻说：“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义，发表给青年的复信，说过去上当受骗是难免的，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投降主义，鼓吹投降有理吗？”说“那封信是错误的”，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大家知道，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熊复同志对这样一封信竟破口大骂，其用意何在？在这次会上，熊复同志还耸送人听闻地说：“现在思想理论界很混乱，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论，为什么提出一些怪问题？”还说：“这样严重的情况，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熊复同志在这里这样提出问题，不知为什么？

    熊复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7月3日的全社大会上，他竟然号召全社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三天，即11月25日，熊复在大字报旁边贴了一张小字报：

    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括起来就是《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而这是同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我诚恳地接受王、邢二同志的批评。

    可以看出，王、邢二同志的批评是善意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要迅速改变《红旗》的落后面貌，紧紧跟上新长征的步伐。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未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全社同志都来思考这个问题，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至于我，从王、邢二同志的大字报得到很大的启发。我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的，几个月工作中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是有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现在还来不及总结我在这个时期的工作，而在适当的时候是应该作出总结，取得教训的。错了就改，我有决心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帮助我，督促我，有以教我！

    熊复

    1978年11月25日

    （连载十六）

    （《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陶铠 张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