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先秦“说”体及汉代的“小说”观念

    史伟在2018年第1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说，先秦“说”体在春秋之前为祭祀之辞。春秋末期至于战国，“说”由祭祀之辞发展成游士游说之辞。逻辑关系上，“说”用来解释“经”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和根据。《韩非子》所载诸“说”(尤其是所存“异闻”)等战国文献，表明以《韩非子》诸“说”为代表的“说”体文献已包含了大量民间口传故事性材料，即后世“小说家”的材料。战国末期，《荀子》《吕氏春秋》等一些篇章，开始有意识地辨正“世俗之说”或民间“传语”：这种观念发展到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及班固《汉书·艺文志》，体现于图书目录分类，就是从包括“说”在内的文献中析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而借用《庄子》语命名为“小说家”，而“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就成为汉代“小说家”的分类标准。此种文献分类的观念、方式，所折射的是汉代新兴文人阶层或群体的兴起，及其知识结构、观念的形成和建立。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宣晓伟在2018年第1期《中州学刊》上说，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二是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