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起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不适应、不理解,有的甚至觉得中国人偷跑、抢跑、耍赖,占了西方人的便宜。怎么办?需要讲好中国故事。要有中国的理论,理论上不去、讲不圆,咱们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永远吃亏。
中国未来到2035年、2050年的发展,不光要解决具体问题,还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未来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为什么今天的美国、欧洲会出问题?要把这个理论上讲清楚,讲不清楚一定会吃亏,这是我们的责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带来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而经济政策层面的败仗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倒退。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20多年的衰退,起源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而广场协议之所以签订是因为日本经济学研究长期落后于实践,在日本经济腾飞的年代,鲜有日本经济学家能够与美国同行针锋相对、从学理上反驳美国政府强势要求,没能给一线经济政策团队应有的支持。最终,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政策要求,日本经济政策界毫无还手之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结束前夜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多亏了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没落的“大英帝国”争得了超额的话语权和利益。
日本的例子为我们敲起了警钟,凯恩斯的故事警醒着我们。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有紧迫感,必须把我们伟大的经济实践和思想,转化为国际上有广泛说服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经济的重大决策做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日报》2.26 李稻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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