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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众人拾柴火焰高
2.理论界的盛会
童大林的“敲敲锣鼓”终于引来了一阵紧锣密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至24日邀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哲学研究单位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有关人员160多人在北京朝阳区委党校开会，继续讨论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值盛夏，但会议气氛比天气更热。
17日上午，讨论会开幕式在中央歌剧院礼堂举行。天虽炎热，但能坐千人的礼堂挤得满满的。哲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孙耕夫主持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首先讲话。他明确提出，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
邓力群希望哲学工作者在这次会议上，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要只停留在一般的哲学理论的阐述、宣传，而要针对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做些调查研究，使哲学研究工作出现新的局面。
邓力群强调：必须贯彻毛主席的实事求是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原理有了，具体政策、办法在主席那里找不到，就很需要探讨、讨论。这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方针，在一定意义上更重要。周扬同志讲科学无禁区，讲得很好。书本上找不到，又需要探讨，就应当有不同途径，探讨错了，允许改，重新探讨。
邓力群说，要坚持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他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作了鉴定：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人，是想搞马列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证明我们这个队伍是好的。历史做了鉴定，我们是追求真理的。尽管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它教育我们更加坚定。
邓力群还说，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不但允许发表，而且允许保留。人家打棍子时，你怎么办？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是同志，他打了棍子，我们也不打棍子。要造成一种风气，不要随便把一个人搞臭。固然打人要绝对禁止，随便把人搞臭，也要尽量避免。他打了棍子，我们还是要讲道理，以理服人。人家打棍子时，我们要不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缺点？要想一想：打棍子的人是不是同志，然后向他指出：你这样不对。我有这样的体会：打棍子的人，并不是自己有什么高明，只是表明他没有道理来说服人，只能用棍子、帽子来压服人。这些同志连起码的理论知识都没有，没有起码的调查研究。批评一篇文章，也没有通篇看一看，通篇考虑，而是抓住句把话，加上主观臆测。对这样的同志不用怕。
我不赞成鲁迅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也是鲁迅说的“从古以来，没有骂倒人的。”我相信鲁迅这话。不要以骂对骂。
邓力群最后说，今后理论研究应该面对今天新的问题，因为新的问题太多了。过去的问题，确实不是一篇文章一个时候解决得了的，这需要经过今后新的历史实践的检验，才能看得更清楚。
马沛文在大会上发言时介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修改和发表的经过，并讲了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些看法。马沛文不但介绍了情况，而且介绍了当时除了明确赞成和反对的两种人外，还有一些人的心态。比如，有的同志按他的思想倾向一定是赞成这篇文章的，但当你问他对文章的态度，他就笑而不答了；如果一定要他表态，他就会说：不了解背景，不好说。再比如，有的同志是适合写这类文章的，但当你约他写文章，他却不写了，理由是：你们这篇文章的观点我是支持的，但我不能写文章，因为我不愿卷入这场斗争的漩涡。
马沛文说，我们所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就是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一系列问题都不能解决。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不能从实际出发，就不能实事求是，就不能拨乱反正，就不能冲破“四人帮”设置的各种禁区，就不能砸烂“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就不能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句话，就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多少年来的实践，已经作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汪子嵩在大会发言中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多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他说，一年前，人们曾形容当时的情况是：文艺发展，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那时哲学工作者开学术讨论会，讨论的是经济问题，似乎哲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好讨论的。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随着形势的发展，哲学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而为人们普遍关心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使我国人民的思考提到了哲学的高度。现在，再也不是“哲学贫困”了，而是到了一个哲学活跃、发展的时期，是哲学工作大有可为的时期。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哲学不但可以在拨乱反正、促进四个现代化中起到积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哲学本身也可以得到发展。
李秀林在发言中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实践标准和理论指导的关系。他指出：革命理论是探求真理的方法，而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革命理论指明了实践的方向，但不是卜卦算命；革命理论是破除迷信的思想武器，而不是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革命理论是动员群众的旗帜，而不是束缚群众手脚的绳索；革命理论是提高识别能力的认识工具，而不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最后，李秀林强调了彻底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充分发挥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
会议还就实践如何检验真理、实践标准和逻辑证明的关系、过去实践和当前实践在检验真理过程中的作用、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大会，是理论工作者敢于拨乱反正、敢于冲破“禁区”、敢于研究、敢于探讨新问题的大会。
周扬以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在7月24日的闭幕式上讲话。他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他说，现在，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有人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似乎真理还要受实践的检验，真理就没有“绝对权威”了。这就足见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远没有肃清，他们的阴魂不散。我们要来做消毒工作，做驱散阴魂的工作。
对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不会削弱或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问题，周扬回答说，不仅不会否定或削弱，而正是肯定和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问题是你所认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是背诵它的片言只语，还是了解它的精神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发展的理论，还是看成是僵化的教条？这就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分水岭。我们应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而不应当用片言只语来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对于假马克思主义、假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否定，要揭露。
周扬强调科学无禁区。他说，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就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加强党对科学的领导，不是设置禁区，不是压制科学的自由讨论，而是给科学研究指明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科学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科学事业，包括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鼓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创造，等等。
讨论会后，不少省市的代表回去作了传达，从而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了全国。
（连载十二）
（《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陶铠 张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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