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文气与霸气

    浙江嵊州，是个既出才子又出“强盗”的地方。谢灵运生于此，王羲之葬于此，裘甫起义、裘日新起义也始于此。恰好，这两种特质在丁仲礼身上和谐共生。他是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研究地质和古气候的大学者……前不久，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2017年12月，丁仲礼当选民盟第十二届中央主席。

    不能签的协议

    2009年底，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当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八国集团等提出了7套二氧化碳减排方案，其中最被广泛接受的一套，是到2050年，二氧化碳全球减排一半，发达国家率先减排80%。丁仲礼在会上明确反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方案。

    丁仲礼说:“如果这些方案成为国际协议的话，它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将把目前已经形成的巨大贫富差异固定化,在道德上是邪恶的。”

    他说这些话是经过研究的。2009年7月，提出减排方案后，丁仲礼就让秘书收集数据，两人一边上班一边计算。他发现，减排方案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减更多，实则隐藏着巨大的陷阱。在这些方案中，人类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产生的排放总量已确定，发达国家率先提出明确的减排目标后，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就所剩不多了:发达国家11亿人口拿走44%，剩下的56%给发展中国家的54亿人口。根据丁仲礼的计算，如果按照这7个方案，中国的排放空间只够大约10年所用，从2020年起就得购买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了。“算好之后，我就报告中央，这样的减排方案决不能答应。”

    哥本哈根大会前，丁仲礼到西藏进行野外考察。一天晚上考察结束后，他在澜沧江边喝着小酒，突然接到一位中央领导的电话，趁着酒劲，丁仲礼对领导说:“如果签了这个协议的话，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遥遥无期!”电话那头传来很动情的回答:“你放心，我一定为子孙后代争取排放权。”

    培养人人都抢的人才

    2012年6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2014年2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国科大招收本科生。

    在国科大的本科教育方针上，丁仲礼坚持通识教育。与国内其他大学新生从大一就开始学习专业课不同，国科大的新生入学暂不定专业，所有学生在前一年半必修同样的公共基础课，主要包括数学、物理，以及人文类课程。在丁仲礼看来，通识教育跟专业教育相平衡是全球本科教育的趋势。“本科阶段加强通识教育，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就会比较有弹性，他们继续深造也会有很好的数理化基础和全面的知识结构。至于专业教育，一大部分应该放到研究生阶段，这是历史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观念里。”

    很多学生反映数学太难，比如生物专业的就抱怨学那么多数学对今后工作没用。遇到这种情况，丁仲礼就会“怼”回去:“你怎么知道没有用?眼光放远一点，不要总想有没有用这些问题，要多想想怎样才能成为人人都抢的人才。你要成为人人都抢的人才，你就得比别人学得多、学得深。”

    知识改变命运

    回顾丁仲礼走过的路，完全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他出生在农村，13岁时开始当家干农活，当过中学代课老师。1977年高考恢复，他报考了文科专业，结果因为体检时血压过高“落榜”;第二年，他换了方向，报考理科，考上了浙江大学地质系。1982年，从浙江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丁仲礼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的黄土专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先生。

    丁仲礼30多岁就成了刘东生的总助，很快就在研究所里独挑大梁。“我主要的一项工作是做第四纪时期，也就是260万年以来气候演化时间序列，这个课题持续了近20年，最后一篇文章2002年刊发在美国的《古海洋学》上，直到那时，我才感觉把刘先生当年交给我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20年里，他在黄土高原上出过车祸、摔下过悬崖，而这些换来的，是上百篇论文，多个奖项，43岁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4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丁仲礼的精力渐渐转移到民盟的工作上来。

    记者问他:“为什么您性格那么冲，却还能在那么多岗位上做得那么好?”

    他答:“因为我没什么私心。只要不自私，谁都可以把工作干好。”

    （《环球人物》2018年第2期 余驰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