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发展较低标准的普适性福利

    陈晓律在 2018年第1期《南国学术》上说，通过对欧洲福利制度的研究，福利制度标准设计的合理区间，就是如何在保持高效的生产和进行公平分配的两大选项中保持一种动态平衡。需要把握以下原则，第一，福利制度的国家与政府主导原则不能被虚化；第二，生产力第一原则。国家如果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应该更多地投入投资型社会福利和工作福利，而不是平摊式的分享福利和消费福利；第三，从制度设计的源头上严格控制福利机构的规模。通过先进技术手段构建某种扁平化的高效管理模式，避免与福利有关的社会集团利益固化；第四，严防“过度福利化”。就长远而言，高福利对于一个国家是有害的。较低标准的普适性福利，应该成为福利标准设计的首要原则。

    斯大林和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缘起

    邓杰在2018年第1期《党政研究》上说，政府限制大城市的规模，是苏联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征。限制大城市的规模的思想和政策在195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生根发芽。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都是这一思想主导下的产物。时至今日，限制大城市的规模依然是中国一个非常明显的政策取向，如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一政策就被明确提出了，缘起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城乡关系思想和列宁以来的城市化路径选择。斯大林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及政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