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体检作为一项特殊的课外活动,地位十分微妙。它的受欢迎程度自然比不上春游和新年联欢会,就连烈士陵园扫墓和周五大扫除也不如,只比家长会强那么一点儿。但体检将至的消息总会给教室带来一种难以言传的空气,一股糅杂着焦虑与欢悦的诡异能量。小孩子为了体检感到亢奋或不安,原因只有一个,而且跟健康毫无关系,那就是看到同学和被同学看到生理数据的刺激。
小孩子的正经秘密不多,身体的变化是最大的一桩,却因为集体生活而常常守不住。教室不见操场见,操场不见厕所见,一天天见证彼此变幻莫测的生理蜕变,是一种将来再也没有的体验。谁在这过程中稍微冲撞了正常的节奏,便像长颈鹿孤立在狼群里。哪个男生打头阵长了喉结,哪个女生最早来了月经,谁在订校服时需要XXL,在小孩子好奇心的强光照射下,简直都是道德问题。所以一年一度的体检不是体检,而是大型的人体博览会,热闹的卫生室赶集。班级里所有的小胖子、小瘦子、小矮子、傻大个、高度近视、穿胸罩的女生,都为自己的登台表现而暗暗发憷。余下那些依照理想平均值规规矩矩长身体的同学,则从容地团袖而坐,静等别人身上有什么好笑的事发生。
我虽身为班长,但这头衔在自然定律面前毫无用处,没法遮盖我身上的另一个标签:傻大个。为什么女生个子高就要和“傻”联系起来,小个子女生则是玲珑可爱?我完全想不通,并且也混混沌沌地知道,凡是公然这么称呼我的男生,就一定没了暗恋我的可能性,多么扫兴。所以我一到体检神经就高度紧张,生怕这一年又比上一年长高许多,穿不进合唱队的漂亮小裙子,继续在跳皮筋时做“细脖”和“大举”的抻筋道具。
印象里每年体检都似乎是在初春微寒的天气。我们脱下外套,只穿着毛衣秋衣,排队蠕动到走廊里,靠到青绿冰凉的墙围子边等待卫生室的传唤。我总怕被人发现自己紧张,就紧着跟同学唠些有的没的,但眼睛始终盯着卫生室的脏白门帘儿。那上面的红十字图案在背光里透出黯淡而不友好的橘红色,看久了有点迷幻,让人不知身在何处。最早走出卫生室的那批同学脸上常常带着微嘲的笑意,并且对体检内容秘而不宣,被扯住衣领纠缠也不说。那场景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所有人都嫉恨他们隔岸观火的特权。遇上十分淘气的同学,还会编排恐怖故事,比如谎称翻沙眼的女护士手劲奇大,眼睛小的人请等着被戳瞎;要么就是要当场拉屎,谁被检查出有蛔虫,就会在周一早会被点名批评。一桩比一桩邪乎。虽然年年体检都是老一套,很少有花招,但人紧张的时候智商都会漏气,自然相信最可怕的事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谣言被接力传下去,直到队尾的倒霉同学面如死灰,用脚狠狠踢墙。当然同学里也不乏宽厚长者,出来后会低声泄露视力表的天机———“倒数第二排左左上下右,倒数第一排上右右左下……”方便记性好的同学有机会混个5.0。在体检过程中待遇最糟的恐怕要数那些身材丰满的女生。男生在“提前发育”这个禁忌话题上挑衅时,几乎带着替天行道的正义感。每年体检都会有一两个女生被气哭,她们的体检表被男生抢去啧啧称奇地朗诵。排在队尾的同学因为听不见大家为什么笑,为了不被落下,所以笑得最卖力,最决绝。
我的恐惧感总在进入卫生室之前就被消耗光了,体检过程成了迅速恍惚的蒙太奇,让上秤就上秤,让张嘴就张嘴,先前牢记的视力表顺序都忘了,长不长个也不在乎了,一心只想着活着出去,能赶上下一节的体活课就大功告成。
体检结束后的教室里,阳光泼满玻璃窗,大难临头的逼真感尽数退散,卫生室的药水味被麦丽素的巧克力香味所代替。闹闹嚷嚷的屋子里有人喊了一嗓子:“听说下个月要种痘啦!”可是大家都不怎么理会这可怕的消息,毕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是我们时间表里小小的一年,够我们吃无数串甜辣豆皮,喝无数瓶八王寺汽水。再害怕的事情,只要有幸福的日子做铺垫,我们就有本事到时候再担心。
(《文汇报》1.22 鲍尔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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