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异化的人情

    20多年前,我初中毕业那年,祖父去世了。葬礼由父亲操办,我看他在一个小本子上认真地记着什么——前来吊唁的人,还有他们带来的礼物。

    在小孩的百日宴中,客人带去的往往是红糖和鸡蛋,这些都是产妇需要的营养品。等到宴席结束,客人在离去的时候,会得到主人家的还礼。葬礼中的“还礼”,往往是馒头,或者一块白布,这都是办葬礼剩下的。百日宴中的“还礼”就比较喜庆了,煮熟的鸡蛋,上面涂了红色。

    馒头当然是再日常不过的东西,但是宴会中使用的馒头,是纯正的白面(小麦面)做的,平常人家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制作这样的馒头。上世纪90年代以前,老家的人很少能在一年四季全部吃白面馒头,都要吃几个月的杂粮。这白面馒头就成为乡村生活的某种奢侈品了。

    这就是“人情”的价值所在。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农民的日子一直比较艰难,婚丧嫁娶,要办仪式和宴席,都是比较大的负担。人情来往,其实有点像现在的众筹。只不过,当下的众筹大多是为了创业或发财,而婚丧嫁娶中的“凑份子”,更多是共渡难关。

    小的时候,乡村还没有专门办这些事的场所,都是在自家院子里招待客人,桌子凳子,都要到邻居家借,而宴会的服务人员,也都是邻居。不管哪一家有事,邻居都会自发前来。通常,邻居们会聚集到事主家里,共同商议第二天做事的分工。

    我很着迷这样的场景。在乡村生活中,这是难得的正式场合,有着极强的仪式感。人们七嘴八舌,但是最终却总能形成有效的公共讨论。没有主持人,但是发言仍然是有顺序的。

    在这个场景中,你能发现谁是最有威望的。当然,他必须是一位长辈,必须年龄大,但是这两条还不是充分条件。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依赖一个能够“主持公道”的人,这个人在平常对“公”感兴趣,也愿意为此奉献。在乡村,这样的人不可或缺,他们通常都不是村长,但似乎拥有比村长更大的权力。他的权力是隐形的,又是大家共同赋予的。

    因此,在举办婚丧嫁娶这样仪式的时候,记住谁给你送过礼就十分重要,这就是父亲在那个本子上认真登记的原因。他一笔笔记下的,既是“收入”,也是“债务”。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都需要他一一偿还。没有谁想利用这样的场合来赚钱,大家只不过都身处某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会穿越时空,很有可能,要到20年之后某一家的老人去世,你才能在人情簿上翻过那一页。

    我被甩出了这种关系之外。到外地读书和工作,不能再及时掌握亲戚婚丧嫁娶的消息。最初会接到父亲的电话,他会问我“出多少钱”,然后帮我出了。但是相隔几千里,对方终究无法“还礼”了。就这样,我逐渐成为了家乡人情社会的局外人。

    （《新华每日电讯》1.12 张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