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给“坏人”辩护

　　总有人喜欢看杀人，要是没按他们的想法去杀，还要不高兴。

　　去年杭州一起保姆纵火案，余烬到今天都灼痛人心。如果微博的评论有刀刃，那么这条新闻之下，都是一片血泊。“为什么她还没死?”“这种人枪毙得了。”“给坏人判个死刑就那么难?”“坏人”“枪毙”“该死”——在众人的口诛笔伐下，莫焕晶早就被凌迟了千万遍。而这些“判处”她“死刑”的人，没有谁在现场，没有谁参与过案件调查，绝大多数是读了媒体报道就作出了“裁决”。

　　2018年1月8日，杭州中院发布情况通报，莫焕晶的辩护律师更换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何兵。

　　有网友发问:“政法大学的教授为什么要给坏人辩护?”

　　法庭从来都不是区分“好人”和“坏人”的地方，审判的目的，是依法判定“无罪”或“有罪”，再依法惩戒有罪者。所以，被告席上没有“恶魔”，只有可能有罪的人。在法槌落下之前，可能必须也只能是可能。

　　我国刑诉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

　　抛开高大的“法的精神”、漂亮的“民主意识”不谈，道理非常简单:判你有罪之前，如果不允许你为自己说话，也不允许旁人为你说话，那么，判决权和“刀”的拥有者将为所欲为，对有罪和无罪的判定会彻底与“法”无关。

　　1980年，被称为“中国最伟大律师”的张思之为“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担任辩护律师。此后，他辩护名单上的“异端”越来越多。有些时候，即使对结果“心知肚明”，即使从内心深处厌恶“委托人”，张思之也“坚决维护他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实现这样的权利其实并不容易。比如在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可以随时提讯被告，辩护人见被告人则相对困难。此外，检察机关也有权对案件补充侦查。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体权利的实现全赖于法。但绝大多数人并不熟悉法条和程序。辩护制度能够提供一种“专业性”，实现相对公平的诉讼权利。此时，辩护律师不是“冷血动物”“赚钱机器”“讼棍”或“没有良心的混蛋”，只是法的代言人，他维护的不是公众定性的“坏人”或“罪犯”，而是人权和司法体系中辩诉制度的平衡性。

　　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只有东条英机和马加爵，也有聂树斌、赵作海、佘祥林、呼格吉勒图，每个人都有可能站在被告席上，以有罪或无罪的身份。

　　“罪刑法定”是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近年来，中国司法的一系列实践都在彰显“疑罪从无”的精神。有辩护制度，无罪推定才有保障。

　　在一个法治与法制都尚在成长中的国家，为莫焕晶这样“没有权势”“没有财富”的犯罪嫌疑人辩护，不是“多此一举”，恰恰是“极为必要”。我们关注在那方小小的“辩护人”牌子后，站着的，到底是不是动机纯粹的专业者。

　　今天，我们也许正在维护一个“坏人”的权利。但终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不论“好坏”，当每一个人的权利都依法得到保障的时候，才是正义得到了真正的、最大的伸张。

　　（《中国青年报》1.10 邵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