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时代的序曲

    第三章

    本报内部消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

    1．《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报社，一张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由理论部送到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中。按工作常规，他将履行最后裁决权，审定之后于4月11日见报。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份实际上并没有出刊的《哲学》第77期会被人不断地提起：10年、20年……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开端。

    读这篇5000字的文章，杨西光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简直就是“十目一行”——经他之手，文章将在《光明日报》一版发出。

    到那时为止，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只有29年的历史。报龄不算长，经历的坎坷却不算少。甚至可以说，从她出世以来，就一直处在中国思想运动的风口浪尖上。

    创办《光明日报》的是40年代末异常活跃的中国民主同盟。当中共首脑机关还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时，毛泽东便慨允进城后民盟办一张报纸，并同楚图南、沈钧儒就此商定。新中国尚未成立，民盟就在北平接管了旧《世界日报》的厂房、设备、班底，打出了有着著名民主斗士沈钧儒题写报头的创刊号，那时正是渡江战役已经结束，而紫石英号还困在东江未能逃走的6月。第一任社长是章伯钧，第一任总编辑是胡愈之。办报宗旨：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报纸创刊热情命笔的人很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维汉、郭沫若、翦伯赞、陈叔通、徐悲鸿等。29年过去了，他们都已相继辞世，《光明日报》还承载着他们“民主光明”“替人民说话”的嘱望。

    1953年，《光明日报》转为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办。当家的社务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宣传部负责人和报社负责人联合组成。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报社没有委员会，也没有党组；共产党员们以编辑记者的身份活动，他们的组织生活不能说在“地下”，但确实是工余时间在党员家里过的（这种状况到1954年才有了改变）。

    1957年，由于统战部传达了毛泽东主席那个可以说颇具历史戏剧性的意见——《光明日报》要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以办《观察》而险些被蒋介石捉去坐牢的储安平接受各民主党派推荐，就任总编辑。作为这张报纸的第四任总编，他只当了不到3个月。便在“大鸣大放”中遭到最严厉的批判。在暑气开始蒸腾的1957年6月，储安平“向人民投降”了。

    1957年下半年，新的社委会成立，编辑方针的第一条即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统一战线工作部的领导下”。杨明轩接替章伯钧任社长，陈此生接任总编，82岁的沈老重新题写报头。给人的总的印象是，这张知识界的日报从此万象更新。

    “文化大革命”开始，《光明日报》虽然如该报1984年35周年纪念册上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光明日报》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与支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出版”。但也仅仅是天天有报而已，自稿有限；尽管有“梁效”之类不时身影一闪，但与“两报一刊”相比，气势已差得远。第六任总编（当时叫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莫艾最后挣了一下，发出那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作者梁效），但这已意味着他必须立即离任。

    第七任总编（当时是接管小组负责人）刘西尧于1976年10月8日，即“十月胜利”的翌日“受命于危难之时”。《光明日报》的拨乱反正从他手里开始，整套班子的清理安抚也在他素有的稳健作派下完成。刘西尧不是报人，他的任职明显是过渡性的。但就这倏忽间的过渡，刘西尧也逃不过任何报人都必须承受的在关键而敏感的问题上亮相：1976年末，编辑提出为总理周年祭辰组织文章。他犹豫了好一阵。后来，在纪念周总理逝世1周年时，《光明日报》还是刊登了不少好文章。

    刘西尧很快就被调到更需要他的位置上，由范戈接任。这位第八任总编辑是军人出身。他显然没有也不屑于学人们预言事物发展、冲破现行规矩的思维定势。他习惯于服从命令。刘、范两届总编的任期加起来不足一年半，是继储安平之后，在任上第二短与第三短的两位。

    杨西光是第九任。他是在1978年4月中央党校结业之后立即到任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版：集中宣传科教文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新事物，努力恢复报纸的“知识性”的声誉。

    杨西光那年62岁。文教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从穿着草鞋的解放军踏上南京路，他就接管上海同济大学，后调至福建任省委宣传部长一段时间，又回到上海管文教。他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解放日报》总编，“文革”前夕是上海市委书记处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多年的文教工作，使他对思想理论战线颇为知情，对文化界、知识界的人头也很熟悉。“文革”刚一开始他就被“揪”了出来，与陈丕显、曹荻秋并称上海三大“走资派”。1977年他到中央党校学习，恰逢胡耀邦主校，当年12月，党校在研究编写“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斗争问题时，胡耀邦提出了编写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党校的不少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在胡耀邦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的鼓舞下，党校思想相当活跃，在一部分同志中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杨西光当时正在党校学习，也参加了这场讨论。

    读毕大样，杨西光走到窗前。窗外，楼下的槐树，正吐出青春的小芽。应该说，《哲学》专刊上的这篇文章，远不是哲学学术问题，但在历史幽暗隧道端头发出第一道闪光的，又只有哲学，恰如笛卡儿一句“我思故我在”，结束了长期统治欧洲的宗教蒙昧。

    这个主题在他胸中酝酿已经很久，当他被提上台子“示众”的时候，当他在被监禁而读书、反思的时候，当他喘着粗气在工厂干活的时候，而最后，在党校臻于成熟。抛出一颗石子，击起一场时代大波，这是一份夙愿、一个诱惑，任何报人都无法拒绝。而在一份全世界发行的报纸的总编辑任上，它突然变得那么清晰、那么具体、那么切近。当然，它还差着那么一截，拿在手上，就像孙悟空接过敖广赠的那柄画杆方天戟。

    “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上发！”杨西光说。

    （连载四）

    （《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陶铠 张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