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寒

    小时候住在自家盖的土坯平房中，薄薄的木门外挂着棉门帘；窗子是村里的木匠做的，并不严实，玻璃用铁钉卡在窗框上，风大时会“乒乒”作响。屋内炉火烧得通红，从外面回来，人们都会伸出双手，手心向着炉子，然后晃动手掌，似乎想驱走指尖的寒冷。夜幕降临，玻璃上出现一层雾气，我站在窗前，画下一把又一把手枪。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烧的是乌海产的“面儿煤”，需要拌上水才能着得更旺，但睡下不久就灭了。后来有了煨炭、精煤，依然不能热到天亮。还好，家里有厚厚的羊毛被。被子有多厚？土房变砖房，门窗也更严实的今天，老人们给儿孙做结婚妆新被褥，依然要六斤、八斤重。我喜欢把猫咪招呼到被窝里来，猫咪也怕冷，高兴地用头在我的脸上蹭来蹭去，惹得母亲大声警告：“它刚吃完耗子，你不嫌脏呀！”老鼠也怕寒冬，跑回了人类的屋子……

    清早，父亲把炉子生着才叫醒我，我坐在炕上披着被子，看着窗玻璃上的冰花，寻找哪儿才是冰花的叶子。如果不是尿意满满，我是要“赖炕”的，匆匆穿上衣服，跑出家门，门边的大黄狗身上覆盖着一层白霜，枕着尾巴还在睡觉。西边院墙下的雪堆是我撒尿的地方，父亲说等这堆雪消了，天也就不冷了。

    上学路上，风总是跟人过不去。广袤的河套平原，西伯利亚寒流的冷风横冲直撞，一遍遍钻进衣领，毛线帽子、手套也被视作无物。很多人手上、耳朵上长了冻疮，我的脚也被冻肿过。

    冬日漫漫，村里的电视是无线的，只在晚上播一会儿，白天的日子怎么消磨？买来的毛线含羊毛少，保暖差，所以很多人开始捻毛线。找根比手腕略细的木头锯下一拃长一截，中间烫个眼儿装上带钩的小木棍，就成了捻毛线的工具，我们叫它“捻子”。做一个装羊毛的布包挎在身侧，先自己搓一条毛线绑在捻子上，之后转动捻子，一点一点蓄羊毛，待毛线足够长，就缠到捻子上。毛线取下洗净后，就可以织毛裤、手套了。织好的毛裤给了哥哥，他正处于青春期，臭美不穿棉裤，母亲怕他冻着。

    过惯了好日子，大概就忘了苦为何物。如今孩子车接车送，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当然体会不到彻骨的寒冷。

    （《北京晚报》1.6 闫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