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时代的序曲

    编者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激起很大波澜，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理论界、新闻界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的紧密配合，这场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由此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康庄大道，发展成为国人自豪、世界瞩目的现代化国家。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四十周年之际，我们连载《走进新时代的序曲》一文，一方面，是再次重温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也愿国人在今后能继续弘扬该文的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更强。

    第一章

    历史的转折与哲学的反思

    ——真理标准讨论背景

    1.走出十年动乱:10月的胜利与11月的沉寂

    当代中国人，包括关心中国政局的当代外国人，都十分熟悉1976年“十月的胜利”，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迅雷不及掩耳，知道当时每个中国人无法掩饰的喜悦。

    紧接着11月呢？还沉浸在欢欣鼓舞余波中的中国人的心上，不免重又布满焦虑，结束了一个时代的中国如何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呢？

    11月18日，当时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一位中央负责人，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讲话。他把邓小平1975年的所作所为说成是：“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而且斩钉截铁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继续办“四人帮”那样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要求继续放映“四人帮”炮制的以批邓为主题的电影《决裂》……据说这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不久即照原样出现在最高权力机构。1976年11月30日，副委员长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讲话：“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就是狂欢之后的那个阴沉沉的年底，人们的心紧紧地收缩了。

    转眼间到了1977年1月。不仅北京，几乎全国人民都对一年前那寒冷的祭奠记忆犹新。充斥人民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这一点，从上到下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当《人民日报》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时，他规定只准发四五篇纪念文章，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主席审查过的。他还质问《人民日报》写纪念社论的人，“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1月8日，首都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这一场面，童怀周是这样描述的：

    今年1月8日，天安门前，缅怀周总理的人民群众，自由地登上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花圈。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泪眼模糊的革命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见总理微笑挥手的遗颜，墙上革命的诗篇，台上肃穆的花圈，灯下绚丽的花篮。报纸上也报道了激动人心的纪念场面。

    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次人民的要求，已经集中在这样两个问题上：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对“四人帮”的批判碰到了麻烦。《红旗》杂志打报告请示：“张春桥在1975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在这份报告上，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

    2.“两个凡是”的提出：历史发展的障碍

    这接踵而来的冲击，引出了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首都其他报纸同一天用同样的规格转载。

    “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革”以来的一大创造，通常表明这是在传达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

    社论中所谓抓住纲，是指揭批“四人帮”。社论说：

    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

    最后，社论用了650多字的长段向全国发出号召：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起重担，战胜一切困难。

    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今天可以奉告读者的是，这篇社论，“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起草或讨论，不但他们的负责人不知道有这篇社论，就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文革”中，中央宣传部被称为“阎王殿”而解散，粉碎“四人帮”后成立了中央宣传口）也不知道。它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康生死后，他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在这篇社论的清样上批示道：“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当这篇文章发到中央宣传口后，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曾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讨论。耿飚在擒拿“四人帮”第二天，奉命迅即接管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来又调至中宣部主持工作。他在讨论中直言道：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但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

    值得回味的是，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会议的前夕。当时全国人民都希望邓小平赶快出来工作。然而，“两个凡是”的提出，使人立刻回想到197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时间，读者纷纷打电话、写信到报社，责问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3.出现转机：华国锋讲话与邓小平的信

    3月工作会议如期召开了。在这次会上，华国锋讲话基调虽然未变，还是强调“两个凡是”（其实，2月7日社论中的“两个凡是”正是把讲话的内容提前拿出去宣传），但一种新的气息已经透出。因此这个讲话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言：“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又一次重复“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补充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在这次会议后，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果说在这封信里还没有明确批评“两个凡是”的话，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里，则说得几乎不会使任何人产生误解：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那时，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只有他这种性格的人，才会在处于那样微妙的位置上的时候如此直率地讲话。中国人被“礼”束缚了数千年，很少有政治家能表现他们个人的性格魅力。然而邓小平其实1975年就已经表现过了，使亿万人的心头为之一暖。

    4．历史的死结：是或不是伟大领袖的指示

    几乎就在此同时，中宣口简报刊登了一份《人民日报》提供的材料，引起了毛泽东著作编辑办公室一位副主任的相当不快。他当即给朱穆之、胡绩伟挂了电话，明白说“不应该登”。他的愤怒与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份材料涉及的问题太重要了，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这一重大的理论和路线问题。

    当时人们都确认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而那份材料却道出了真相：1977年5月，《人民日报》查对了文革时期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文章的原稿，证明文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6个要点，都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完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也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陈伯达、姚文元写上去、排成黑体字，遂成了“毛泽东指示”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8年春，四川、安徽两省传来令人欣喜不已的消息：自留地、集市贸易、自主权等等终于给农民饥饿的脸抹上一层血色。对此，《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纷纷报道。当时主管农业的陈永贵急了，认为这样做是“右”倾。山西省委也跟着说，这是在“宣传资本主义”、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如果再加上那急待安置的百万待业大军，急待纠正的自1966、1959、1957以至1953年以来留下的涉及亿万人的冤假错案，急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可以说，整个中国处在一团巨大的乱麻中，而那梳理的端头只有一个——认识。对历史、对革命、对理论、对体制科学而非“信仰”的认识。

    （连载一）

    （《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陶铠 张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