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77级大学生

    对我来说，1977年真是不寻常的一年。

    秋天，我和我先生（编者注：文史学者丁东）到江南旅行结婚。我们财力有限，全程一共才花了200多元。回程的硬座车厢里，正好听到广播恢复高考的消息。先生原是插队知青，当时是机关干部，但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我们意识到，恢复高考后，学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时规定工龄五年以上可以带薪上学，毕业后还能涨几级工资。

    我先生已经在机关工作六年，很想参加高考。他的年龄比常规招生的25岁超了一岁，为了争取报名资格，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还有一条规定，有特殊专长可以按同等学力报名，于是，他拿着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找区招生办认定，总算获得了报名资格。

    单位派他参加工作队下乡，他想复习功课，单位不准他请假。工作队长说，你就在乡下复习吧。我先生最后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

    这一年，我从农村中学调回母校山西大学中文系当了教师。当时，中国还没有博士生教育。大学师资的补充，多是从本科毕业生中挑选。工农兵学员毕业时社来社去。两年后学校调回少量毕业生补充师资，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回到系里从助教做起。

    回到中文系，明确我搞教学，让自选专业。我最熟悉的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文学，就要求搞中国当代文学，系里同意，并告诉我，可以以各种方式进修两年之后再上课。山西大学是老大学，自有雍容的一面。

    我想到北京去进修，但高校尚未恢复进修制度，系里变通允许我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校以自由听课的方式自我进修。正当我在几个大学之间来回跑着听课时，系里来信，紧急召我回校，让我给77级两个班100多名学生当班主任。原来的班主任是专职，要到党校培训半年。

    那年我26岁。77级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最大的30岁，最小的十七八岁，大的大，小的小。但他们是正式考进来的，文化基础整体上要比工农兵大学生强得多。66、67届高中生，入学时不少人已成了家。比如，我们中文系77级有个女生是民办老师，已有了四个孩子，她说，现在婆家放两个，娘家放两个。这让我想到外语系的一个女生，她是怀着孕来报到的。她和丈夫都是北京知青，她考入了山西大学，丈夫考入大同师专。在一个校园里，我们经常碰面，眼见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不久听说她回家生孩子去了，又听说她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心说，哎呀！负担太重了，她还能来上学吗？大约半个学期过去了，我在校园中遇到她，问：孩子是怎么安排的？当时知青插队还不能算工龄，她和丈夫都不能带薪上学。她说，反正我们都不想退学，就和父母商量，如果你们不帮忙，我们就把孩子送人。结果，当奶奶的和当姥姥的责无旁贷地各养了一个。我们中文系还有一男生说，算上他自己和两个儿子，他家里上小学的、上中学的、上大学的都齐了。

    77级学生在社会上历练多年，比较成熟，自学、自我管理能力很强。我当班主任是无为而治，有什么事，学生干部自己都解决了。唯一推不开的，就是学生请假，由我批准。我知道，一些家在农村，特别是已经结婚有孩子的学生，牵挂很多。上有老，下有小，地里的农活不能都让老婆干啊！到了夏收、秋收的时候，他们让我在假条上签字，我一概同意。

    我还知道，中文系有学生平时几乎看不到影子，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才回到学校。我先生他们历史系也有这样的同学。有个30岁的同学，原来是民办教师，在老家当小学校长，已经有两个孩子。他第一学期摸清了大学的路数，以后每到考试前半个月才来学校，借同学的笔记准备准备，门门功课考下来仍是高分。我理解他们的求学不易，他们请假不请假，我都睁一眼闭一眼。77级学生中不少人与我同龄，一些比我还大几岁，大家相处起来如朋友。毕业以后，他们干脆不叫我老师，而直呼名字了。

    中文系77级学生在学校也是很活跃的，他们自排话剧《于无声处》，自办文学刊物，还有一些同学的作品在省内外的期刊发表，成为当时校园中引人注目的风景，我自然也是这道风景的欣赏者。

    （《北京青年报》12.24 邢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