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不是西来的

    三皇五帝夏商周，这是传统的古史框架。殷墟的发现证实了商代历史的可信，然而在此之前的三皇五帝乃至夏朝，却招致不少质疑。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学发展，极大推进了我们对早期中国文明的认识。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是否独立起源、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中国文明何以延续至今等等问题，都可以得到更合理的答案。

 

    何谓中国文明

 

    究竟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是永恒的么？这是近年的热点话题。

 

    “中国”的概念是不断发展的，它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也有不变之处。

 

    如果将“中国”理解为现今国土范围内的空间概念，“中国文明”的说法无可厚非，不过是为了指称方便罢了。

 

    当然它还有进一步的合理性：一者立足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现今的中国文明与四五千年前的文明序幕的确有血脉的关联；二者立足于中国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一体，若不置诸广阔的空间背景，就无法理解中国文明的演进历程。

 

    苏秉琦先生将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张光直先生曾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李新伟先生强调“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六大区系间的“相互作用”与“远距离交流”，正是“中国文明”产生的重要背景。

 

    “中国”“华夏”“诸夏”之类的观念，虽有族群认同、地域认同，但更多的是文化认同。“中国文明”的成立，即建立于这一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

 

    中国文明的一些特质，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确立。其中“礼”至为关键。钱穆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话：“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礼”是什么？它很抽象，它流淌于中国文明的血脉之中；它也很具体，具体到青铜器、玉器等实物之上。

 

    “礼”通常被翻译作ritual，但二者很难对等。“礼”跟今天所说的礼仪、礼貌不是一回事，与风俗习惯也不是一回事。它贯彻于礼制，渗透于礼典，它与宗教息息相关，又参与了政治权力的实践。“礼”的核心是等级，它是社会复杂化的结果。

 

    古书说舜出自东夷，禹出自西羌，周文王出自西夷，孔子“欲居九夷”，不管是否所谓“蛮夷”，只要接受“礼”，便可纳入“中国”。此所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语），四夷皆可为“诸夏”，皆可为“中国”。

 

    至迟在距今4300年的“龙山时代”，中国境内不同族群和文化间的交融加剧，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已然确立。诸如牙璋、青铜礼器等反映精神文化的器物广泛分布于大江南北，中国境内诸文化同质性加强。

 

    “中国”不在于血统，不在于地域，更多地在于文化传统。中国文明强大的向心力和向外辐射的影响力，均要在此基础上加以理解。

 

    中国文明的原生性

 

    中国文明为什么不是西来的？这里要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三个概念说起。

 

    人类“走出非洲”说是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走出非洲”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人科动物走出非洲，二是现代人的祖先走出非洲。目前的线索表明，人科动物起源于非洲，他们不止一次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但只有十多万年前的智人笑到最后。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已经从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分别证实全球现代人的母系和父系均根植于十多万年前的非洲大陆，我们都是智人的后代。大约两三万年前，智人的一支进入现在的中国境内，我们所说的56个民族，基本都是他们的后代。

 

    中国人的祖先是外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与文明也是外来的。

 

    广义而言，“文化”包括人类的一切物质和精神创造。因而自有“人”开始，便有了文化。但新石器时代之前的人类活动，可圈可点之处甚少。一万多年前，“末次冰期”结束，温暖的间冰期到来，揭启了新石器时代的序幕。真正有识别度、确立人类文化基调的“文化”，是在此时开始发生的。

 

    西亚的先民开始培植小麦，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分别开始种植小米（粟）和水稻，是为“农业革命”。更丰富的食物刺激了生产力的进步，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转变，陶器成为人们的重要用具，定居生活趋于普遍。

 

    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例，上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兴隆沟文化、后李文化、彭头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逐步登上历史舞台。这些“文化”，都是自主发生的，它们是中国文明的基础。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形态，社会复杂化是它的重要表现。大约在5800年前，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已经开始了社会复杂化的先声，阶级分化愈加明显。而在5300年前崛起的良渚文化，则被视作“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良渚古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有40到60米厚。良渚古城、“土筑金字塔”莫角山（上有宫殿基址）以及周边的水坝，堆筑土方量约为1200万立方米。据推测，完成这样的工程，至少需要1000人连续工作十年。没有相应的社会调动能力，这是难以想象的。

 

    良渚文化的墓葬、居址、聚落都反映出严格的等级区分，俨然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鼎、豆、壶、璧、钺、琮等礼器，都见于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重要特质“礼”，或已出现。

 

    良渚文化的发生，根植于上山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它是本土发生的文明。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左右消亡，但它的一些文明要素，在夏商周三代文明中时有闪现，它融入了中国文明的肌体。

 

    中国文明的诞生

 

    中国文明诞生的前夜，星空璀璨。长江下游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最为典型。在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铺垫下，良渚文化强势崛起，并且向外扩张。在此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群、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等也发展迅速。

 

    有人说良渚文化消亡了，它与中国文明便没有关系。实际上，良渚文化衰亡之后，当地并非陷入文化断层，近年来确认的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可以说是它的后续。更何况，良渚文化的鼎豆壶礼器组合、玉琮等玉器、神人兽面纹等等文化因素都对后来的中国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距今4300年是个转折点。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等文化都进入尾声，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文化、甘青的齐家文化、江汉的石家河文化、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等崛起，“龙山时代”呼之欲出。

 

    “龙山时代”之际，多元一体的进程加剧，人群流动空前活跃，中国文明面临新的整合与飞跃。

 

    历史的聚光灯，从浙江良渚转到了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古书记载，此地是“五帝”之一帝尧的都城平阳。陶寺发现有约280万平方米的城址、成组的乐礼器、有朱书文字的陶片、天文观象台以及少数铜器。更为重要的是，陶寺文化与良渚文化一样有着鲜明的社会分化。

 

    陶寺的崛起，似乎不是本地文化的自然演进。其早期出现了许多来自周边的文化因素，其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东方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

 

    陶寺的北边，是近年发现的石峁古城。它位于陕北神木，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规模空前。与更早的良渚古城、同时期的陶寺古城不同的是，它是石头堆筑的，而非通过夯土筑成。石峁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关系密切，它们所分布的地带，正是后人眼中的羌戎之地。

 

    在距今3800年左右，石峁、陶寺都淡出历史舞台，“龙山时代”宣告终结。经过新砦期文化的酝酿，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横空出世。

 

    陶寺虽然有王都气象，但考古学所观察到的势力范围暂且局限于晋南盆地。而二里头却不局限于伊洛流域，它的势力范围空前扩大，被视作真正的广域王权国家。

 

    李旻先生将龙山社会分为高地和低地两部分。二里头文化身上流淌着高地龙山社会（包括陶寺、石峁、齐家）的血液，也融入了东部低地龙山社会的文化。多元一体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

 

    从良渚到陶寺到二里头，中国文明的早期图景愈益清晰。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何以能历数千年而延续至今呢？

 

    饶宗颐先生曾指出这与汉字的特点有关。欧洲的拼音文字迁就语言，随着语言的分化、方言的出现，便产生了不同的文字系统。而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虽然中国境内方音各异，现代汉语与上古汉语的语音也相差甚远，但汉字却拉近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中国人的距离。汉字至迟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经典通过文字传承，民族精神通过文字延续。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中国文明的一大主干。而儒家，正是三代大传统的主要继承者。

 

    有的文明覆灭之后，原来的人可能还在，但文化上却被征服者彻底同化。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征服与被征服，中国文明却没有因此而断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原和荒漠，与其他地区的文明虽有接触，但相互间的交流与冲突总体来说并不显著。

 

    至于中国境内的各族群，很早便相互交融，它们是中华民族的前身。不同族群之间虽然互有争夺，但都普遍对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有深切的认同。

 

    多元一体的格局、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保障。可以说，中国文明的长河之所以奔流不息，很大程度上在它的发源时期便已经决定了。

 

    （《中华读书报》11.29 陈民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