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艾滋”后的人生

    成都一男子被误诊为“艾滋病”，过了7年“生不如死”的生活

 

    钟啸伟当了7年艾滋病人。

 

    2008年，一份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的检测报告单显示，他的血液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此后，钟啸伟失去了未婚妻，开始逃离人群，过着穴居动物一般的生活。他几度想死，被母亲劝住，“要死我就和你一起死”。

 

    201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检测报告显示，钟啸伟的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金牛区疾控中心复查后，结果仍为阴性。

 

    7年，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过了近2600天“生不如死”的生活，他决定要为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

 

    他提起民事诉讼，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今年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

 

    等待开庭的日子

 

    等待开庭的日子里，54岁的钟啸伟仍活得像个小心翼翼的艾滋病人。

 

    刚“被”患上艾滋时，他不太懂得保护自己，别人问起，他都老实承认“我得了艾滋病”。

 

    尽管他多次解释，艾滋病不会因为吃饭、握手这些途径传染，身边人依然疏远了他。那些常常走动的朋友们变得很忙，总是“没得空”，仅有的两个哥哥也和他断绝了往来，有一回，他填完一张表格递给工作人员，对方没说什么，用餐巾纸隔着，才敢拿他写过字的纸。

 

    如今，他住在成都市北边的一处廉租房里，窗帘从来不拉开，没有记者来访时，他蜷在客厅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仍保有那七年间养成的习惯——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不敢进商店，也不敢和人打招呼，等到天暗下来，搭四十分钟公交车，去母亲那里取一些日用品。

 

    母亲王素珍83岁了，心里放不下这个最小的儿子，常常拿两个口袋，让店老板一个口袋装5斤米，“一份给自己，一份给幺儿”。

 

    12月10日，钟啸伟九年来第一次踏入了家门口的小吃店，他想尝尝老麻抄手的味道。

 

    最近，他还想让记者教他怎么搭地铁。

 

    去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通到他家附近，他鼓起勇气想去试试，发现要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地铁卡，瞅了半天没学会，又不敢问别人，还是老老实实上来坐公交，“你说笑人不笑人”。

 

    好日子刚要开始

 

    “被艾滋”之前，钟啸伟过得曲折。

 

    他七岁丧父，家里五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人养活。天蒙蒙亮，母亲连脸都看不清楚，就去上班了，钟啸伟跟着哥哥长大，晚上下班回来，远远的就有人喊母亲，“王大姐，快些走，你娃儿坐在街边哭了”。

 

    “穷”是孩童时代最深的记忆。

 

    成年后，王素珍供职的成都市公交公司看她家里实在困难，帮忙把五个孩子都安排到公司上班，钟啸伟被分到了修轮胎的部门，身边有些人开他玩笑，喊他“胎儿”（成都方言，有神经病之意）。

 

    他气极，觉得丢脸，说什么都不肯去上班，1987年，钟啸伟离开公交公司，去城隍庙摆起了小摊，卖电子产品。

 

    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消费不高，钟啸伟脑子灵活，手里常有闲钱，由于好奇，他学人家吸海洛因，“那时候傻，觉得吃白粉的人都好有钱，不晓得海洛因那么吓人。”

 

    很长一段时间，钟啸伟沉迷毒品，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吃药的时候已经不是人了，满脑子只想着一定要把吃药的钱搞到”，从烫吸到注射，钟啸伟手上和脚上，密密麻麻都是针眼。

 

    后来，他在朋友聚会上遇到了女友何涵（化名），他开始发自内心地想摆脱毒品，借助美沙酮等药品的帮助，开始戒毒。

 

    去做艾滋病检查前，是钟啸伟前半生最快乐的时光。

 

    那是2008年，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他45岁了，在戒毒，开了一家名叫“食味鲜饭馆”的川菜馆子，恋爱近6年了，想结婚，好好过日子。

 

    为了对何涵负责，戒完毒的他去做了一次艾滋病检查。2008年12月5日，拿报告单那天，医生问了钟啸伟许多问题，包括有无吸毒史，“问得特别详细，我就晓得，完了，我多半糟了”。

 

    检测报告单显示，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被诊断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钟啸伟选择了接受。他觉得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经历；还有，这个检查结果是权威部门出具的。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一年年过去，钟啸伟纳闷，“也没好好吃药，怎么还没死?”

 

    他只有小学文化，对官方机构给出的检测报告深信不疑。

 

    他心里起了嘀咕。2015年圣诞节，钟啸伟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抽血化验。第二天，他去拿检测报告，结果显示，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他走到吊灯下面，仔仔细细又看了两遍，还是“阴性”。

 

    这个52岁的中年男人感觉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得艾滋病七年了！”

 

    那位姓邓的医生也乐了，哪有人没病说自己有病，回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钟啸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在他的认知里，疾控中心和华西医院，都是“权威的”“大单位”，他们开具的报告，怎么能不一样呢？

 

    他把那张薄薄的A4纸小心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出了医院门，连公交都忘了坐，满脑子想着，“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暴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了家门口。

 

    2016年1月22日，金牛区疾控中心对钟啸伟进行抽血送检，结果显示，HIV抗体仍为阴性。

 

    至此，钟啸伟彻底相信，自己没有患艾滋病。他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把自己的血搞错了，让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找出2008年那张HIV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上面的送检单位写的是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单位写的是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钟啸伟找到四川省疾控中心，他们对样本库中钟啸伟2008年的血样进行了复查，检测结果仍为阳性。

 

    对这个检验结果，成都市疾控中心不愿意接受采访，相关人员表示，一切都将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讨个说法

 

    从2016年年初至今，钟啸伟都在为自己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

 

    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给他一个道歉。他告诉记者，事情过去一年多，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收到，“有一句安慰的话我都巴适（成都方言，舒服的意思）些”。

 

    他找过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不属于医疗事故”。去得多了，有律师私下和他说，“你让我给你代理这件事，不过你要给我付费，先拿出一万块钱来，我帮你打官司”。

 

    他没有钱，唯一能帮衬他的母亲也拿不出一万块钱。一次，母亲在四川电视台看到有求助热线，记下来，让他打电话试试。

 

    今年2月，四川电视台《黄金三十分》栏目播放了钟啸伟的事情，他盼了很久，等疾控中心的人来找他，却也没了下文。

 

    王素珍觉得，钟啸伟现在的模样，像极了小时候，“我下班回来，看他佝着脖子，把头埋进衣领里，缩在那里，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我就知道，肯定是在外面受欺负了”。

 

    12月初，许多媒体注意到了钟啸伟，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九、佘勇决定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按照钟啸伟的意愿，他们提起了民事诉讼，将成都市疾控中心列为第一被告，四川省疾控中心列为第二被告。

 

    在起诉书里，钟啸伟想要的“说法”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在艾滋病检测网络中更改错误登记信息；第二，一份书面的道歉；第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欧阳九律师表示，这个案件证据过硬，胜诉的可能性很大。

 

    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开庭时间尚未确定。

 

    王素珍岁数大了，她曾经问过儿子，案子判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钟啸伟低着头，“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要结婚吗？”“不结了。”

 

    王素珍心里都盘算好了，“希望他能拿到一些赔偿，把医保和社保补上，然后开个饭馆”，她顿了顿，“和他两个哥哥和好”。

 

    (《新京报》12.14 罗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