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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主要是围绕“农民反抗”与“小农经济”两个方面展开，同时还涉及对中国农村社会形态的认识；虽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认识主题过于集中；二是认识思维具有二元断裂性；三是认识方法较为简单。这是中国农村社会既取得巨大历史进步又付出重大代价的重要原因。
当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大转变中。而人们对作为中华文明之根的传统农村社会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即将消逝的农村社会传统形态亟待进行抢救性认识。而从现实政策层面看，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农村社会因子，被视之为“小农经济”的家户经营能否与现代农业相容？这是既有的农村研究尚未给予很好总结和回答的。
在过往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中，短时段的现象比较多，未能将农村社会形态放在一个长时段下认识，从而妨碍了对构成“农村社会形态”的各个要素的准确判断。例如，就20世纪上半期的短时段看，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背景下暴露无遗，人们很容易得出小农经济非改变不可的结论。但是，如果从小农经济的产生及其之后的长时段看，就会发现，古代中国得以创造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文明，难道与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没有关系吗？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集体化进程中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完全否定家庭经营，结果还是得通过农村改革肯定家庭经营的作用。
传统小农经济会随着时代的推移失去生命力，但与小农经济相关的家庭经营单位则是可以长期延续的。即使是在农业现代化程度愈来愈高的当今，家庭经营仍然占主导地位。
从社会形态的完整性看，生产关系固然重要，但在人们的生活中还会结成大量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也是一个社会形态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例如，人们在研究小农经济时，经常会引述马克思关于小农“是一堆互不联系的马铃薯”的论断。这一论断，遮蔽了农民大量丰富的日常生产生活的关系。没有这些日常生产生活联系，小农经济一天也无法存续下去。而大量的日常生产生活关系及其特性的事实，都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和发现。
只有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形态的遗传性，才能准确认识和分析传统及其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是一种“人情社会”，即人们依照人情关系支配自己的行为。这种“人情关系”是生产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的产物，也是这一历史条件下人们为维持日常生活的需要。正如1949年后农民经常提到的，“蒋介石打倒了，讲人情打不倒”。既然“传统”是无法规避的，就需要进行认识和分析。只有准确认识和把握传统，才能为现代社会寻找前进的根基和着力点。废除人民公社体制的农村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向家庭经营传统的回归。
家户制才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基本组织制度，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形态的一把钥匙。人们对家户的“惰性”方面关注过多，对家户的“力量”方面注意不够。从历史上看，中国正是由于率先从古老的村社制脱颖而出，形成了以家户为基本单元的家户制，才为中国农业文明创造了微观基础。
(《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 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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