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

    在去世前，我的外公曾在我如今的房间住过。

    那时的他已过七十岁，面孔松弛，仍在做一些挣扎，比如从中医书里学到一种拍手的健身方法，并传授给附近的其他老人。

    他通过拍手的社交方式，认识一位和我母亲年纪相当的女子，并与她结了婚，离开了我们家。他们在沪东租了一间小房子，过了两年，赌气的母亲才肯去看他。母亲问他过得可好，外公当然说好，否则无异于承认自己当初错了。

    有一年春节，我去看他，外公趁女子在厨房烧饭，忽然给了我一笔钱。他说，小时候答应以后带你去千岛湖，到现在也没去，以后可能也去不了了，不如给你钱自己去吧。

    他在抽屉里摸了很久，又找出一块珐琅纪念章，是他原先单位发的，上面写着“造船行业三十年纪念章”。他说，这个也给你，转交中渗透着一股告别的意味。但实际发生时，我们并没有伤感，只是略微尴尬。

    上世纪40年代，外公到了上海，最初在码头上做一些小生意，卖火柴。在生计方面，外公总是很敏锐，有一天他走在码头上，忽然发现船厂在招工，就想方设法进去谋了差事。

    工作以后，他继续学习，同时又考了高级经济师的资格，逐步过上稍微稳定的生活。他在厂里过得也挺好，尽管没什么特别知心的朋友，但和谁都说得了几句话。这并不是什么励志故事，相反，外公身上的那种机灵劲恰是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假如他出生在好一些的时代，也许他有更广阔的渠道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每次坐车去崇明，都会路过东海，我常想象外公去看新船下水的场景，那些年，他活得还算顺利。

    （《新民晚报》12.1 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