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瓦那遇见切·格瓦拉

    1959年11月26日，切·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我们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参观了他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时的办公室。

    山坡上的小小办公室

    山坡上的一座小楼，可鸟瞰港湾。一进楼房的门廊，就被告知左首便是切的办公室，有点令人猝不及防。想象中，领导人或是重要人物的活动场所，应该庭院深深地藏在整个建筑的心脏处。这个办公室，相当于人的鼻梁处，是易遭受攻击破坏的所在。房间很小，大约只有十平方米，地中央摆着一张大写字台，其他地方就显得相当局促。门所在的那一面墙壁尚属正常，其余墙壁上镶有大玻璃窗。虽不是落地窗，但采光甚好，有点像个阳光房。我们参观那天，气候炎热，又临近中午，工作人员便把大窗户都打开了，热带的海风裹挟着山风，气势磅礴灌注进来。这间房子唯一给人不同凡响感觉的，就是空气流通，异乎寻常地爽洁。

    这是为他专门修建的房屋吗，我问此地的工作人员——一位50多岁的中老年妇女，脸形端正，但几乎没有笑容，解说时态度认真。

    不。它原本是独裁政府的财产，革命后被征用了。她回答。

    依我个人的粗简判断，切·格瓦拉的这间办公室，原来似乎应该是门房或是警卫的工作场所。视野开阔通道顺畅，都是为了满足守护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需要，才有如此设计，以利于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周围的异常。想来那时的切手握重权，没有人敢把国家银行的行长安排在如此局促偏狭的房间里。那么做出这个安排的，只能是切·格瓦拉本人。

    通往小楼二层的楼梯被拦挡，据说楼上是切的卧室，当年他和最后一任妻子就住在那里，现在并不对外开放。一楼的核心部分，当属客厅。墙壁上挂着很多照片，照片中的切·格瓦拉面带微笑神采奕奕，他在这里曾会见过来访古巴的很多重要客人。

    墙上印着一行西班牙文，这是切的语录。同去的西班牙语老师后来特别郑重地告诉我，那句话经过多个西语专家的推敲，最富有诗意的翻译应该是：“我带到坟墓里的唯一遗憾——有一首歌尚未唱完。”

    哦！这个翻译太好啦！你轻轻读上几遍，有一种薄而温的湿润会爬上你的眼帘，你在朦胧中能依稀看到切的微笑。

    他为何长盛不衰

    从未有过一位红色英雄，在全世界的青年中，获得过如此广泛而长远的拥戴。格瓦拉长盛不衰的流行，究竟有什么魔力支撑？我想出了以下几个原因（排名不分先后），斗胆写在这里。

    一是他长得帅。

    当然见过他真容的观者有限，人们多是从他的照片上认识他。那张最著名的照片《英勇的游击队员》，满足了人们对于当代男性英雄的所有想象。摄影的时间是1960年，切·格瓦拉31岁，正值一个男子最成熟又英姿勃发的年纪。摄影者是古巴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这张肖像照上，切·格瓦拉头戴充满奋进感的贝雷帽，长发披肩，神情坚毅，眼望远方，眼神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又带着几丝若隐若现的忧郁。照片照得好，照片名字也简明扼要斩钉截铁。如果说这张照片已经将切的精神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那么，1968年，艺术家吉姆·菲茨帕特里，又在这张照片的基础上，锦上添花。他使用红白黑三色作为核心设计元素，制作了类似版画风格的切·格瓦拉画像，这张图成了“世界上最有革命性最有战斗性的头像”。

    说实话，切长得很上相，目光深邃，脸部线条硬朗英俊，长发飘逸，叼着雪茄若有所思……他成为一代又一代激进青年崇拜的偶像。我走过70多个国家，无论是在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还是中国，甚至在僻远的北极圈内，到处都在售卖印有他头像的T恤，俨然一位世界公民。据说他是世界上被印到T恤上次数最多的人，流行之广可见一斑。

    如果你以为切只是待在T恤上的装饰性人物，你就小瞧了他凶猛的渗透性。放眼四望，切在我们身边几乎处处可见。切·格瓦拉最后的遗容，更以极度的悲怆，将这种现代造神运动推向了顶峰。

    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俘。当时的玻国陆军将领举行紧急会议，后与美方通话，以决定切的生死。结论是不能让格瓦拉活着受审，否则他一定会在法庭上借机鼓吹革命。必须立即处决。

    10月9日，格瓦拉英勇就义。他的遗体随后被帆布包裹，用直升机送往陆军总部所在地，在当地一家医院验明正身。这时，世界主要媒体记者已闻风而至，当局给了他们极短时间，为切的遗体拍照。

    格瓦拉的遗容令人震撼而痛入心扉。他上身赤裸，躯体瘦削，满面胡须，赤着双脚。右手呈半握拳状，小臂紧绷。据说他被俘时右臂被击中，不过遗照上看不到明显伤口。死后还维持着强力收缩状态的肌肉，证明剧痛正在折磨着他。最关键的是他死不瞑目，头微微抬起，目光含着冷峻的忧伤。这张照片立即被全球媒体刊登，美国中央情报局预期的宣告格瓦拉已死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但他们万料不到，西方本想借格瓦拉之死，来宣扬美国和独裁政权的胜利，可大肆传布的结果，却让格瓦拉冲破禁锢扶摇直上，抵达了造神的高度。

    二是切的革命世界观之确定，来自旅游。

    格瓦拉自幼生活优裕，长大后进入了阿根廷最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上大学的时候，他先是在阿根廷国内，后来又到南美诸国旅行。1951年，格瓦拉和药剂师好友，决定休学1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说来可怜。是一辆老掉牙的破摩托车。他们驾驶着它，跌跌撞撞地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旅行中，人民的贫穷与苦难，深深地刺痛了这个优越富庶阶层青年的心，他的革命理想渐渐清晰。一年后，他返回阿根廷时，在日记中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又和他的药剂师朋友，开始了第二次拉美之旅。年轻的流浪汉们一路风餐露宿，贫困、病痛、被欺压的穷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切这个医学生，认识到要用医道去造福人类，必须首先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反动独裁统治。他立下了以整个拉丁美洲的人民解放事业为己任的雄心大志。

    1955年，切和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在墨西哥见了面。从此，卡斯特罗找到了他革命事业最重要的伙伴，而格瓦拉则找到了他为泛拉丁美洲梦想献身的第一个国家——古巴。切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

    旅行，特别是生命早期触及灵魂的旅行，常常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走向。

    三是切·格瓦拉是T型性格的人。

    T型性格，这个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弗兰克·法利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T型人格的人，具有冒险、爱好惊险刺激的人格特征。

    四是他喜爱读书，浪漫而悲情。

    切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他自幼饱受哮喘折磨，哮喘一旦发作，他只能困在家里，读书就是他打发日子的最好方式。日积月累，他的阅读量之大、涉猎之广，令人惊讶。他阅读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著作、社会小说、哲学，甚至包括《资本论》。在他当时留下的读书笔记里可以看到，这个年轻的帅小伙儿，关注爱情、永生、性道德、死亡、上帝、魔鬼、幻想、理智和神经质等包罗万象的话题。

    死亡是他的宿命

    我如同一个准备投身游击队的热血青年，花了几天时间，伏案细读了切·格瓦拉所写的《游击战》一书，还有他最后写下的游击日记。特别是后一本书，边读，心中边揪成一团。日记一页页翻过，临近他牺牲的日期，屏住呼吸，窒息感压抑无比。切·格瓦拉被俘于1967年10月8日，第二天牺牲。日记的最后一篇，记于10月7日。切·格瓦拉写道：“月亮很小，行军很累……”当时他的哮喘迁延不愈愈演愈烈，身体状况很差。他留在日记里的最后几个字是“高度：二千公尺”。

    如此高海拔的高山地带带来的呼吸困难，对一个患有哮喘并反复发作的病人来说，会很痛苦。切·格瓦拉忍受着这一切，一步步走向他宿命的死亡。

    关于切·格瓦拉被俘后的确切情形，在他遇难40周年之后，也就是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前特工，披露了相关内幕。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此人名叫罗德里格斯，是在美国迈阿密流亡的古巴人，为美国中情局当年抓捕格瓦拉行动小组的领导人。切·格瓦拉被俘期间，罗德里格斯的任务是负责确保格瓦拉活着，并将他押送到巴拿马受审。“我从他访问莫斯科和访问中国的毛泽东时就记住了这个人。那时他身穿军服，态度傲慢。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人看起来像个乞丐。他的军服基本上成了破布。他脚上穿的不是靴子，而是两片……皮革。你知道，我为他作为一个‘人’的生存状况感到悲哀。”

    被捕后，切·格瓦拉被关押在农场附近村庄的学校里。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年美国曾希望把切·格瓦拉活着送到巴拿马做进一步审讯，但是遭到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否决。多年后，罗德里格斯还记得自己向切·格瓦拉宣布他将被处死时的情形。罗德里格斯走进他的房间，站在他面前对他说很抱歉，自己已经尽力了，但这是玻利维亚最高指挥官下的命令。他的脸变得像一张白纸。罗德里格斯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像他当时那么沮丧。但他说：“我本不应该被活捉。”当时是玻利维亚时间下午1点10分左右，枪声响了。

    对于死亡，学医出身的切·格瓦拉并不忌讳。这个主题反复出现在他的日记、诗歌和信件里。

    切·格瓦拉死后，享有至高的荣誉。《时代》杂志将格瓦拉选入20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

    （《美洲小宇宙》毕淑敏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