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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系统内的同仁都已经明白，生态保护不是只解决如何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
从西宁出发，沿着109国道向西南方向行驶70公里，日月山就到了。这里是黄土高原的最西缘，山北侧能看到成片的小麦和青稞，还有用黄土垒成的院墙。翻过山，海拔逐渐升高，农作物消失不见，换作绵延起伏的大片草场，黑色的牦牛和白色的绵羊在天地间格外显眼。草地再往上是黑色的山，石头裸露在外面，如刀劈一般。
如果从格尔木市向南行驶20公里，就能清晰地看到柴达木盆地的边界。平坦的戈壁滩上陡然升起一堵巨墙，昆仑山在此以近乎垂直角度矗立起来，穿过云层，连飞鸟都难以越过。继续向南穿过100多公里宽的山脉，从昆仑山口出来时，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无人区可可西里，草是青黄的，小块裸露的土壤嵌在草地上，几乎见不到牲畜。
这两座城市和周边地区集中了青海省70%以上的人口，但他们很少有机会穿过这两座身边的大山，抵达青海的另一面。那里是青藏高原的腹地三江源地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都发源于此。
牧民起起落落的日子
翻过日月山向南，穿过共和盆地，在靠近玛多县城时，公路两侧的草地开始向湿地过渡。
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最北端的黄河源园区，占据了玛多县75%的面积。园区内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两个最大的湖泊，鄂陵湖水在它东段的一个出口无声流出，这条30米宽的小河自此才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黄河。
玛多被称为“千湖之县”，县域内有大小湖泊4000多个。这些湖泊遍布在草原上，又通过河流连接起来，使整个玛多县成为一个巨大的蓄水池。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玛多县的湖泊开始陆续干涸。到2004年时，这个“千湖之县”内，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的湖泊只剩下200多个。同时，从1983年到2004年，玛多县70%的可利用草场已经沙化和退化，湿地面积减少了80%。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牧民抱怨草场上“老鼠洞多到数不过来”，野生动物也越来越难见到。
如此巨变，除了那几年降雨量偏低等自然原因，人们也在一片对财富的狂热追逐中，摧毁着自己的家园。
这是玛多县最伤痛的记忆之一。玛多县县长利加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时，县里开始“牧业学大寨”，生产队铆足劲把每片草场上都放满牛羊，最高时整个县的牲畜达到了上百万头。
草皮之下，还有藏在沙土里的金子。
满山遍野的牛羊很快啃光了每一寸草皮，采金人散去后，留下一处处矿坑，原本新茬接旧茬的草场开始青黄不接。
玛多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等到伤口愈合。
改变是在黄河源断流一年后开始的。2005年，国务院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以下简称一期工程）快速上马。
一期工程里，除了人工增雨等措施外，对放牧活动的限制成为重中之重。玛多县作为整个三江源地区生态恶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也成了禁牧、退牧力度最大的地区。
按照《规划》，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设置了核心区和缓冲区，这两个区域完全禁止人类生产建设活动。原本生活在这两个区域的牧民卖掉自己的牛羊，下山搬到了政府的安置房，成了“生态移民”。
工程效果十分显著，扎陵湖、鄂陵湖的水位不断上升，黄河源附近的水电站不得不开闸泄洪。原本已经变成沙土地的草原又重新绿了起来，野生动物开始频繁出现在草原上，甚至有人靠近时，它们不再惊慌逃散。
人与环境的关系
与生态环境一起改变的，还有玛多县上万名牧民的生活方式。牧民不再是牧民，他们从不通路、不通电的放牧生活中直接来到城镇。看起来他们拥抱了现代文明，但在以后的生活中，生出了众多让管理者始料未及的问题。
参与了这项工程的田俊量告诉记者，一期工程中三江源保护区共有5万多名“生态移民”下山，这些移民到城镇安家后，很多都找不到生活的门路。
“当地的条件比较差，市场和产业基础是非常单薄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田俊量说，“人下来了，但是没有工作机会。”
“三江源不像其他地区，比如黄土高原，很多区域已经没有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了。三江源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可以合理利用，这么多年下来，大自然和当地的牧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田俊量解释，现在三江源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还有6000多名牧民，他们不必下山，“但只能保留口粮畜，不能扩大生产”。
在玛多县的黄河源园区，2600多户牧民家庭里，已经有2100人上岗“生态管护员”。按照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规划，未来几年内，公益岗位将达到户均一人。
“三江源地区的人口密度很低，要是纯靠技术手段，很难进行很好的生态保护，保护的主体还得靠当地的牧户。”在田俊量看来，公益岗位不仅改善了园区的民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生态保护的覆盖面。
在长江源园区涉及的治多县，现在全县人口的74%都在县城有房子。这些迁过来的牧民里，三分之一是三江源一期工程时的生态移民，剩下的三分之二是自愿迁到县城的。
“他们都是老人孩子留守县城，男人女人上山放牧。”田俊量说。
“太偏重生态保护，轻视了民生，现在就出现了棘手的问题。”田俊量说这是一期工程留下的经验教训。
又为“数量过多”发愁
退牧限牧后的三江源，家畜少了，野生动物就多了起来。
开车行驶在高原上，公路两侧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成群的牦牛占据着“自家草场”，藏野驴忽然结队出现在一旁，双方几乎没有试探，就开始在同一片草场上各自埋头吃草。在河边，这两种动物甚至会混杂在一起，排成一排喝水。
如果下车仔细观察，人们会发现旱獭是草原上最常见的动物之一。这种习惯被人称作“土拨鼠”的啮齿类动物喜欢站立不动，从远处看很像一块木头。它们的动作迅速，但间隔时间又长，行动起来就像一幕定格动画。
在可可西里，藏羚羊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1万多只，上升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
食草类动物重新活跃在草原上后，食肉类动物也多了起来。
在治多县，仅今年上半年，已经有了几次雪豹“逛县城”的记录。牧民撞见棕熊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野生动物保护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在田俊量眼中，不论是拳头大小的鼠兔，还是体型和面包车相当的野牦牛，都是三江源生态链上的重要环节。
只不过，一些一度濒危的动物，现在又有人为它们“数量过多”发愁。玛多县农牧局的一位干部估算，加上鹿、藏原羚，整个玛多县的大型食草动物大概有20多万只，“已经远远超过了全县的牲畜量”。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来兴介绍，根据牧民反映，近些年三江源地区的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种群数量恢复迅速，“草地载畜压力不断增大”。
田俊量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禁牧是为了保护草场，现在牧场空了出来，野生动物却不受限制地增长，最终可能又破坏了草场。
“去年青海省两会时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甚至有人提议恢复狩猎。”田俊量笑笑说。“管理局的态度是先把事情搞清楚，不能看到一群野驴把草场吃坏了，就要杀野驴，这不合法，也不合理。”
他向记者透露，今年管理局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做了“野生动物本底调查”。管理局会评估调查结果，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进行种群干预，包括狩猎、节育等措施。
盗猎分子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了，对巡山队员来说，现在的保护就是“赶走狼群，把落单的小藏羚羊抱回保护站喂养”。
“在可可西里，狼和雪豹的数量是整个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志性数据。如果藏羚羊多了，而狼的数量没增多，这就说明整个生态系统还是不够健康。”田俊量说。
三江源的很多保护工作都被称作“生态修复”，对管理部门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一地区尽可能地恢复到它原本的样子——生存在这里的人、动物和一草一木，共同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达到一种内在的平衡。
(《中国青年报》11.1 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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