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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7年11月04日 星期六

    在中国演奏古典音乐

    《 文摘报 》( 2017年11月04日   07 版)

        ■叶三

        我坐在北京保利大剧院空空荡荡的观众席、第三排最靠边的位置听着标准音A。这是中国爱乐乐团建团15周年的演出排练现场。一分钟前,音乐总监刚厉声喝走了两个摄影师:“排练呢!闲人都出去!”我脖子上挂着的演员证是大鹏借来的。大鹏在台上,目不斜视地盯着面前的谱子。 

        中国爱乐乐团成立于2000年5月25日,它的前身是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目前仍直属于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由中央电视台管理。我的朋友大鹏是爱乐的首席大提琴手。

        音乐学院毕业后,大鹏去美国读了三年硕士,2008年回国考入中国爱乐乐团,成为大提琴声部副首席,两年后升为首席。现在,整个乐团共90名乐手,14个大提琴手中年纪最大的52岁,90后和70后共三四个,大鹏这样的80后是中坚力量。大鹏说,在台上演出,如果赶上好的指挥,那真是一种享受。确实,音乐犹如光圈,让圈里的人挺拔又高贵。

        十三四岁的时候,大鹏最喜欢的大提琴手是马友友。马友友生在巴黎,5岁去了纽约,在犹太人一统天下的古典音乐界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大鹏认为马友友“很不容易,牺牲很大。”

        2005年,大鹏拿到奖学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三年的时间,大鹏都在练琴,连黄石公园和优胜美地都没去。临近毕业,他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美国。在大鹏看来,美国基本上一切都以钱来定位,而且他从心底里不喜欢他们看待音乐的态度。“他们喜欢猎奇,喜欢有噱头的现场效果。”他对马友友的解读更深了,“古典音乐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人家自己的文化里流淌出来的东西,马友友是把所有作品都用自己的手段改成外交辞令。”

        大鹏毕业时,正值爱乐乐团的副首席大提琴手离职,经公开招考,大鹏回国进了爱乐。爱乐属于体制内单位,每年的考核,挂钩工资、职称、档案,这些听起来古老的词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在爱乐,大鹏每月拿工资,基本工资加演出费和排练费,平均每个月一万出头,在北京实在算不上高。

        在大鹏看来,马友友和郎朗的成功,没有复制的可能。他说,在国外混“全看你有多狠”——“我就是不够狠。在人家的领域、地盘,跟当地人竞争,怎么可能比得过?”他有个从小认识的天才小提琴朋友,在维也纳爱乐咬牙呆了二十年,至今仍坐在后几排。“至多是个二提琴首席,到死也当不上首席小提琴。归根结底,西方古典乐就不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中国人的音乐是和哲学思想不可分的,西方人可能讲的是形,中国人讲究的是意,比如说我们的笙,它很适合放在竹林的山泉小溪当中去吹,但是不适合放在音乐厅里……”

        大鹏在上海交响乐团有一个好朋友,每次与他打电话或见面,他都在骂国内的音乐环境。“他骂了三年多。终于有一天,这个朋友辞职了,不仅辞职,而且彻底不做音乐了。有时候,大鹏会觉得朋友们的负能量有点多,“他们属于战斗,我是屏蔽。我会觉得:天呐!你们真不嫌累。他们会觉得我太和事佬。你怎么不战斗!当然我可能消极一点,但是我觉得存在是有道理的,一,社会大环境,二,个人生活所迫。可能专业非常好的人是不会来这儿的。话说得有点残酷,但是那些孩子可能更多选择了出国学习,然后留在国外工作。为国内古典乐市场在我们看起来挺热,其实里边是凉的。”

        (《我们唱》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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