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好人

    ■李敖

    小孩子看电视，他对形形色色的剧中人，不太弄得清，因此他采用一种检定的标准——“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二分法”，对他很方便。但是，在实际生活上，“好人”“坏人”可没那么简单。

    孔夫子是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他把人做了分类：圣人、仁人、中人、上智、下愚等等，但他研究得显然不仔细，还是弄不清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到了汉朝的班固手里，这个问题也被研究过。班固所做的分类，乍看是智愚问题，其实是善恶问题。

    班固说：“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班固从这三大类中，“以列九等之序”，分出九类，从善恶问题中，判定好人坏人的程度。他把“好人”“坏人”分成九类，成了“九分法”，形式上固然比“二分法”仔细，但他仔细的标准，却是荒谬的：例如伏羲、唐尧、虞舜是先生级的，就变成上上圣人类，而女娲、女皇、娥皇是太太级的，就变成上中仁人类，这是哪一门子的标准？比干是上中仁人类，而关龙逢是上下智人类，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标准？周武王的两个儿子是中上类；而周公的七个儿子是中中类，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标准？……

    班固的“古今人表”虽然荒谬，但从这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我们仍可过滤出不少“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这种检定标准是：第一，道统标准——道统中的圣人是上上的好人，与道统中的圣人冲突的，不被谅解，所以老子、墨子、告子都贬到中上类，蚩尤、管叔、蔡叔分到下下愚人类。第二，愚忠标准——愚忠被目为好人，所以箕子、比干、关龙逢、伯夷、叔齐、屈原、豫让等都晋入前四类。第三，孝子标准——孝子被目为好人，由虞舜以上上圣人领头。延伸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第四，大臣标准——大臣被目为好人，延伸为大官被目为好人，可以“作之师”，可以颁奖“好人好事”。第五，美女标准——跟美女有瓜葛的，不被目为好人，连带美女也一视同仁。但“子见南子”以后，不怪孔子，而怪南子，所以南子在未嬉、妲己、褒姒之后，变成了下下愚人类，可算一个例外。

    这五种标准，都是有问题的：试看道统标准下，出了多少大奸巨恶？愚忠标准下，出了多少鹰犬走狗？孝子标准下，出了多少公孙弘式的坏蛋？大臣标准下，出了多少扶同为恶的权奸？美女标准下，出了多少被歪曲的中华儿女？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统标准的（像李贽），不合乎愚忠标准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标准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标准的（像陶潜），不合乎美女标准的（像文天祥）。李贽特立独行，七十多岁，在牢里自杀殉道，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晏子不死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谁比得了这个“坏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孟子说他是天下大贤，谁比得了这个“坏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坏政府下的公务员，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关头，从容就义，谁比得了这个“坏人”？

    真正的好人，他必须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狷的，特立独行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是伪善的、乡愿的、不得罪人的、八面玲珑的，整天讨好人的、整天做公共关系的、随波逐流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真正的好人绝不向社会降格取媚，真正的好人绝不在乎被斗臭斗倒、被下狱、被裁诬。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

    （《第一流人的境界》中国友谊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