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印象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火车到上海的时候正是拂晓。走出车站，大人们相见，大家分乘几辆小汽车。多数应该是出租车，因为家里只有大叔叔的一辆小汽车。那是他私人的或者公司给他专用的，早晚出门回家或者其他时间要用的时候，司机就把车子开到弄堂口。

    爸爸在离开重庆前夕，参与了一些熟人筹划在上海创办的新公司。成立后叫“东南建设公司”，他的职位是经理。境况当然比大叔叔差一层，小汽车置不起，只买了一辆私人三轮车。三轮车那时在上海兴起不久，式样很明显是由黄包车（人力车）演变而来的。那时上海三轮车和黄包车并存，绝大部分是营业性的，车夫向车行租借在街上载客赚钱。比起私家三轮车来，它们制作比较粗糙，一般漆成土红色。私家三轮车则是“豪华型”的，制作精细，用材精良，造型流畅，喷漆和镀“克罗米”的部位都和小轿车一样光滑锃亮。可折叠的车篷和刮风下雨时前面扯起的遮帘都是牛皮革的，座位是弹簧沙发，踏板周围镶铜，铺着软垫。冬天车上还备有一床毛毯，特别冷时盖在腿上。

    爸爸的三轮车回家时，可以从石库门进来，停放在前面天井里，这一点比汽车方便些。最早的那个车夫叫顾宪章，是个年轻人，经常穿一件旧的花呢长大衣，戴一顶同样旧的“罗宋帽”。罗宋帽是当时上海、江浙一带流行的冬季御寒的帽子。“罗宋”是那时上海人对俄罗斯的俚称。俄国式的土豆番茄牛肉汤叫“罗宋汤”；俄国式西餐叫“罗宋大菜”。“罗宋帽”则是一种厚软的呢帽，平时卷折起来戴在头顶，特别冷的时候可以拉下来。

    三轮车过外白渡桥或苏州河上其他桥的时候，车夫踩不动只好下来，一手把龙头一手抓着骑垫使劲拖。这时桥下早就候着许多衣衫褴褛的人，赶紧抢着到车背后帮忙推，其中年轻人、小孩、老人都有，有的看上去瘦骨嶙峋，饭也没有吃饱的样子，不管怎么样总也能帮上一把力。如果乘客心好，就在推到桥顶时多少给几个钱，便皆大欢喜。也有小气计较的，宁可让车夫多费力，也不愿额外掏小钱，就赶忙摆手喝止：“勿要，勿要！”或者：“走，走，走，没零碎钞票！”有的你再赶他也要推，推到桥上如果坐的人不给钱，推的人就拉住不放。有时推车的“小瘪三”之间还要抢生意“打相打”。

    到了上海，女人的装束不能不跟潮流。那时流行大姑姑在重庆就梳的那种带有日本特色的发型，前面用剪下来的人发做的卷筒衬在里面垫得高高的，到后面紧贴脑勺，下面将近颈项处又做一条卷卷，梳起来颇费工夫。那时讲究的男人头上也搽油，一般的像爸爸他们是梳头时轻轻刷一点生发油，使头发整齐光泽。就这样晚上睡觉还要戴羊毛织的“压发帽”以免翘了头发脏了枕头。如果要梳“飞机头”就要搽发蜡，它的主要成分是凡士林，搽在头上油光可鉴。

    那时，上海大部分地方都很难见到日本人了，只有我们所在的虹口区有时还可以碰到一些，大都是低着头走路，匆匆过街。在北四川路那边有条街日侨云集。当时正在一批一批地遣送回国，路上摆满了日本人的地摊，出卖那些不便于带走的东西，就像我家要离开重庆的时候一样。

    黄浦江里停着的巨大的美国军舰是一大景观，有好几艘就停在外滩当面。美国货跟着海军一起来了，有一样不要钱的东西属于所谓救济物资，那就是美军的餐盒。也发给小学生，得到几盒我记不清了。一个表面上蜡的硬纸盒里包着几样东西，有椒盐味的压缩饼干，有一块很厚很结实的巧克力，有火腿，有一小听奶酪，还有香烟和纸棍的火柴。其中一部分确实如有的报刊上所说已经或多或少有点霉味了。还有作为救济品的美国奶粉，也是军用的，装在军绿色的大罐头里。那味道也不能和市场上出售的美国克宁奶粉相比。

    最风靡一时的美国货，就是所谓“玻璃”用品。那些年可以说在上海营造了一个时髦的、光怪陆离的“玻璃”世界。头一样就是女人的“玻璃皮包”，皮包光亮有如玻璃。皮包上的拎环倒还算是玻璃的（有机玻璃）。最初风行的玻璃皮包式样几乎有个小枕头那么大，是黑色的（模仿皮革的颜色）。后来式样和色彩不断翻新，越来越好看。其次就是“玻璃丝袜”，但是和玻璃皮包的玻璃完全是两回事。玻璃丝袜比真丝的丝袜更光滑、透明、性感。男人的“玻璃皮带”，主要是无色透明的，就像软的玻璃一样。“玻璃”用品逐渐扩展到许多方面，举不胜举了。

    （《儿时“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伯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