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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政治史或军事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史或新闻出版史的范畴，长征真正成为“世界语言”，成为“英雄创世纪”，成为一种人文精神，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得益于毛泽东。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中共党史和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征文活动，就与长征有关。《红军长征记》就是这次征文的成果。
《红军长征记》，原名为《二万五千里》，1937年2月由丁玲主编，共收录长征亲历者100篇回忆录，附歌曲10首等，讲述红军长征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和见闻、感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作品。
斯诺来访
1936年7月，因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来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极好的机会，把红军长征宣传出去，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红军将士们的积极响应，纷纷拿起笔来撰写自己的长征回忆录。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首先带头写作，如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张云逸等。作政治工作的陆定一、李一氓、萧华、王首道、熊伯涛等身体力行。
“原始形态”的长征
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到1936年10月底，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两百多篇文章，约50多万字。
这些文字在长征回忆文本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其文献价值迄今为止也是最高的，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呈现了长征的最初的原始形态，字里行间闪耀着彻底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陕北时，收获满满。他说：“有我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卷胶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还有好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其中就有《长征记》的部分内容的复制件。
经过半年的努力，至1937年2月22日，《长征记》完成了初步的编辑工作，共收入董必武、杨成武、耿飚、舒同、萧华等40多人的110篇文章、10首红军长征歌曲和5个附录文件，并将书名确定为《二万五千里》。书稿编辑完成后，并没有付印出版，编辑委员会仅仅抄存了极其少量的内部誊清稿，目前考证存世的仅有两部。一部留存于延安总政治部宣传部，一部则在1937年上半年经由中共地下交通渠道交给了在上海负责恢复白区工作的冯雪峰。
《二万五千里》为什么没有及时印刷出版呢？因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主编丁玲也随红军主力去了陇东，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二万五千里》的出版印行工作就暂时搁置下来。但中共中央、毛泽东对红军的宣传工作并没有停止。当时通过党内交通员王尧山或者董健吾等，将《二万五千里》的誊清稿带到了上海,交给了冯雪峰。
1942年正式出版
从1936年8月于保安发出《长征记》征文启事，《二万五千里》在延安的出版工作经过六年时间的等待，迟至1942年11月才正式排版印刷，最终确定书名为《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记》分上下两册，32开本，共412页，收入文章100篇，其中上册42篇，下册58篇，附录红军歌曲10首，比1937年《二万五千里》誊清稿少了10篇。经比对，具体篇目依次如下：彭加伦《出发的前夜》、定一《珍重》、谭政《突围的一天》、彭加伦《胜利后的一幕》、唐天际《湘南游击队》、文彬《朱总司令炒肚子》、张雄《毛儿盖到河西》、张际春《铁屁股》、小超《三十个》、张平凯《几个见识》。
《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内部印制以后,朱德总司令曾亲笔签名赠送一套给埃德加·斯诺。斯诺后来带回美国,现珍藏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今年，为献礼建军九十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按照1942年原版《红军长征记》重新录入文字、重新排版和装帧设计，以横排简体汉字形式再版该书。在充分尊重1942年原版《红军长征记》的基础上，对一些错误进行了考证和订正，对个别篇目的个别内容作了删改，并对删改内容的篇目作了说明。本书还对红军长征中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相关背景作了描述，以期对全书内容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北京日报》10.24 丁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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