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化孕育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传统是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它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可能离开传统而进行，但它又不能在保存原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在科技革命的激荡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变迁过程，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是排斥、阻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同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仅要把发达国家较长的现代化历程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追赶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目标，而且要适应发达国家当前发展的趋势，实现后来居上并超越现代化的西方模式。这就使得社会发展的“历时态”在当代中国“共时态”化了。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因此更加尖锐、复杂，冲突更为激烈。

    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传统总是力图规范现实社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要注意批判继承传统，即吸取精华，抛弃糟粕。问题在于，在传统中，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揉合在一起的。实际上，传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如何利用它。

    传统是一把“双刃剑”，现代性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是理性。在西方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科技理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带来了经济和财富的巨大增长；而人文理性则使人类改变了社会文化环境，由“人的依赖性”过渡到“人的独立性”。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科技理性逐渐取得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并把人文理性远远地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分裂与对立。现代性因此从内部爆裂了。

    问题还在于，现代化在历史上与“西化”具有重合性，而且至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现代化运动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又是同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以及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糅合在一起的。

    传统与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矛盾，如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等矛盾，实际上都是传统与现代性矛盾的展开和表现，我们应以双重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

    在外发型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矛盾在文化层面表现为两种异质文明或文化的冲突，难题就在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即本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再创造，离不开当代文化形态的建构。但是，作为一种传导性的社会变迁，中国当代文化形态既不可能像西方现代文化那样“推陈出新”地自然形成，也不可能离开本国传统文化“无中生有”。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惰性，需要对之进行变革；同时，“中国式的现代化”又需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既要引进西方现代文化，变革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要凭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

    传统文化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的，而西方文化除了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具有西方民族性以至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它不可能直接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出路在于，通过创造性转换，把西方现代文化因素转化为本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并通过文化涵化过程把西方现代文化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静水深流》杨耕著 2015年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