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第一村

    2016年2月19日，赤溪村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人民网的视频连线，与赤溪村隔空相见。

    驱车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从福建省宁德市市区抵达赤溪村。33年前，这个小山村还穷到“婆媳共穿一条裤子”，如今已是家家洋楼，户户小康。

    “穿越”了33年的奉献奖

    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在“十一”长假前公布了结果，40人分别获得奋进将、贡献奖、奉献奖和创新奖。在获得奉献奖的10人中，包括福建省宁德市诚信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闽东日报》原总编辑，原福鼎县委报道组组长王绍据。

    “您肯定能获奖。”赤溪村党支部书记杜家住目光坚定，看着王绍据，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那不一定，我看所有入围者在扶贫方面都有很多贡献，都特别感人，不一定不一定。”王绍据笑着，一边摆手一边摇头。说着，两人端起茶杯，喝了口刚刚泡好的福鼎白茶。这是今年9月6日，发生在村民黄忠和家茶楼的一段对话。

    杜家住之所以如此肯定，因为他深知33年前村子到底有多穷，这位土生土长的赤溪人见证了赤溪巨变，而巨变正是由王绍据引发。

    1984年，王绍据在宁德市福鼎县（现在为县级市）任县委办副主任、新闻科长、报道组长等职务。下山溪村是一个属于赤溪村行政范围内的畲族自然村，只有22户人家，88人。从现在赤溪村的位置往山上走，将近8公里才能到达。

    第一次听说这个自然村穷到“婆媳共穿一条裤子”时，王绍据内心难以相信，决定亲自去看一看。1984年5月下旬的一天，他6点半从福鼎县出发，辗转7个多小时，到了下山溪村。这个村子像“挂”在半山腰一样，房子都是木头结构茅草顶，四处漏风，后面就是上百米的悬崖。村民吃的半是野菜半是粗粮，所有孩子都光着屁股光着脚，学龄儿童也因没钱没路无法读书。

    震惊！王绍据的头脑被这个词填满了。当天晚上到家已经12点多，他彻夜难眠，当即写了一份以“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为题的情况反映稿，两天后送到一家权威媒体。本想刊登内参，没想却挨了批评，对方认为这篇稿子不合时宜。再三思考后，他决定将这份稿子直接寄给《人民日报》。

    让他没想到的是，先是《人民日报》内参刊发了他的来信，没过半个月，《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公开刊发其来信，并配发《关怀贫困地区》的评论员文章，号召全国人民关注贫困群众，点燃了各地扶贫的熊熊大火。

    现在，已经70岁的原下山溪村村民李先如还偶尔回到老木屋，想想过去。40多年前，就在这所老木屋里，他眼看着妻子因难产来不及送医而去世。当时往山下走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别说抬个人下去，自己走都很费劲。赤溪村如今建起一栋3层卫生院，今后有什么急病、小病就能得到更高层次、更及时的医治。

    搬迁是真正脱贫的开始

    《人民日报》文章刊发后，据王绍据回忆，先后有23个省市区的群众给赤溪村、王绍据所在单位和他本人写信。很多干部、老师、学生、战士把自己省下的粮票、油票、布票寄到这里。彼时全国范围内的扶贫工作也在酝酿。根据官方数据，1984年，中国贫困人口近1.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数量超10%。当年9月29日，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由此拉开全中国持续至今的扶贫大幕。

    “我们管那段时间叫‘输血式’扶贫，说白了就是不停地给东西。”杜家住说。他在担任村支书工作的同时，和妻子承包了25亩鱼塘做生态养殖，仅这一项每年纯收入就十多万元，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王绍据这篇文章“火”了，他自己也“火”了。县委书记、县长去下山溪村视察都是他带路去的。之后的5年，他频繁往返于福鼎县和赤溪村，帮助这里的农民脱贫。1989年9月后，他开始主持《闽东日报》的工作，就无暇分身了。几年后，当他再到下山溪村时，发现早先送来的生活物资被用掉了；羊崽因为山上缺少嫩草、防疫跟不上，卖了几胎羊羔后也都陆续死了；林业部门送来的2000株柳杉苗，也长不成材。他才得出结论，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必须将这22户88人全搬到山下来。

    现在的赤溪村展示厅中，墙上挂着畲族的传统服饰，玻璃展示柜里陈列着过去村民的劳动工具、具有特色的铁壶瓷碗。这些畲族文化已经是赤溪村的一个重要标签。然而在当初搬迁动员时，畲汉两族差异却是一个问题。

    杜家住介绍，当时政府筹钱，为这22户村民在赤溪村盖房子。房子的木料需要村民自己从山上砍，其他的一概不用操心。然而宽敞的新房盖好后，仍然有人不愿意下山。村民都是畲族人，他们一是担心与汉族群众合不来，二是担心下山后没有土地了，“种一头蒜一棵葱都是别人的地方”。村里先解决了他们的生产生活用地，搬下来后，畲汉群众也相处得很好。他们庆幸自己当初下山的同时，对政府、对新政策新规划也开始愿意去思考、接受。在随后的20年中，赤溪村陆续将地处深山的12个自然村共350多户村民迁至“长安新街”。

    赤溪村是全国最早实行“异地搬迁安置”扶贫方式的。赤溪村将之总结为“换血式扶贫”。

    赤溪村村民的生意经

    这两年赤溪村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来的人多了，有漂泊在外多年的村民回乡定居，也有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

    “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黄忠和又泡了一壶白茶，让杜家住和王绍据提提意见。他2000年便外出谋生，在上海做了16年石材买卖，去年回到村里创业。在赤溪村，几乎家家都有茶园，黄忠和也一样。

    “村里现在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就是种地，自给自足，基本挣不到钱。”黄忠和一脸严肃地说。不过随即他便笑开花，“在外面终归不如家里舒服，只要努力奋斗，多少总能赚一点”。这句话说得着实谦虚。近几年白茶行情大好，只要家里有两亩茶园，保守估计一年收入就会超过一万元，何况很多人家还有很多别的收入。

    沿着2015年新开通的杨赤公路抵达赤溪村村口，最先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旅游接待处”和一块“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石子铺的路面上大约能停20多辆车，一旁有修造的水池、喷泉、竹质连廊和一个能唱歌跳舞的活动中心。赤溪村自2003年引入生态旅游后，至今已打造出漂流、蝴蝶园、真人CS、白茶体验馆、采摘等多个项目。仅2016年一年，小小的赤溪村就接待游客20万人左右。

    现在的赤溪村村民，除茶园、生态种植、养殖，还有一些人在村里的旅游公司上班，拿一份工资收入。另外，因为看好游客带来的效益，不少村民将自己的房屋改造，把一楼改成超市、餐厅、小卖部等等，还有的人租其他村民不住的房子开“高级”民宿。

    9月6日，长安新街上，一辆皮卡的车斗里，满满地装着十来箱福鼎白茶，赤溪村第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杜赢正准备开到镇上把这些货发给河北的一个茶楼。2013年他从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毕业后，带着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回村里创业，开了赤溪村第一家茶叶加工厂，以优质低价立刻打开市场。加上这两年白茶行情走高和赤溪村“中国扶贫第一村”的名头越来越响，每年他厂子的净利润都有三四十万元。在他之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吴敬军就开了赤溪村唯一一家手机营业厅。

    被赤溪村巨变影响的人

    近些年来赤溪村二度“火”起来后，王绍据的工作与生活又再次同赤溪村密切联系在一起。

    早在2009年，一直默默往前走的赤溪村就得到一个荣誉。当时国务院扶贫办通知赤溪村，以“中国扶贫第一村”的名义进京参加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成就展。这也是继1984年《人民日报》刊登王绍据文章后，赤溪村被第二次如此大范围曝光给公众。此后，这个“名头”便有了。

    更让赤溪村没想到的是，2015年1月，习近平在国家民委的简报上看到赤溪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1000元后，专门做了批示。要知道，到1993年底时下山溪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元。

    杜家住说，“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批示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很重要。”各级单位、领导纷纷到赤溪村调研，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各级领导、媒体、来参观学习的代表团介绍赤溪村的情况。他算了算，平均一天至少3拨。“别看我们村就这么大，我每天至少要走10公里。我们这么个小地方，电话费这么便宜，我一个月还要打两三百块钱。”杜家住看似在抱怨，实际上嘴角上扬，藏不住地自豪。两年前杜家住讲话还磕磕巴巴，现在已经行云流水了。

    这都是练的。2015年间，中央、地方等多个部门领导都曾到赤溪村调研，哪一次都缺少不了杜家住。

    2016年2月19日，赤溪村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人民网的视频连线，与赤溪村隔空相见。

    在杜家住流利地介绍完赤溪村的情况后，轮到王绍据跟习近平讲话。当初他担任《闽东日报》总编辑，是在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领导下工作，即便习近平后来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只要到宁德、福鼎调研，就会指定王绍据陪同。习近平在视频中不仅一眼认出了王绍据，还亲切地称他“绍据，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杜家住说，现在各级政府倾心关注赤溪，他们自己也在想办法提高“内生动力”。村民最盼望的就是让赤溪村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北京青年报》10.16 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