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相亲时代

    人们自古歌颂爱情，却未必认同相亲，但“相亲”这种步入婚姻的前奏自西周以来从未有过休止符。古老的它，如今在现代生活中滋生出迥异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它流传至今，并且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平均算下来，每一分钟里，国内有22对新人拿着户口本走向民政局，进入婚姻生活；然而，婚姻的围墙之外，还有2亿单身者。

    袁圆和刘英莲属于2亿人的“解救者”，她们一位供职于首都主打“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的相亲机构；一位在闽南老城区做了53年免费业余红娘，号称介绍成功4000多对，是新中国相亲史的活化石。

    婚姻里的安全感

    “男人需要女人才会完美。”袁圆从亚当夏娃说起，她是北京相遇未名咨询有限公司的红娘主管和首席情感专家，见识过人性的善良也目睹了很多欲望，她没精确计算过，但“应该见过1000个相亲故事”。

    袁圆把客户分成很多类：有的是眼高手低型，挑剔，择偶要求高；有的是大忙人，所有时间用来打拼事业；有的工作圈子窄，资源少；有的曾经谈了场不合适的恋爱，耽误了青春；还有人花心，兜兜转转，一不小心就耽误好几年；也有因为性格、房子、两人背后的家庭、性生活不和谐等等因素离婚的人士。

    创始人范阳君发现客户的分布很有意思，国内名校毕业，就业集中选择在金融和IT行业，收入显著高，“还有哈佛大学刚毕业的，做什么的都有。”

    这些人中，“7分的人认为自己8分，想找9分的。”他们一方面期望对方有不错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又希望对方不看重自己的客观条件。学者也研究过这种现象，从个人层面来说，这反映了安全感的缺失，既希望自己少奋斗、多享受，同时又害怕别人“惦记”自己的财物，用心不纯。  

    面对无力招架的焦虑，相当一部分人群只能用物质寻求安全感，降低恐慌。袁圆的客户中，一位在北京有五六套房子的女孩哭着对她说“就想要找富二代”。她没谈过恋爱，是亲戚几家孩子里最优秀的，“别人都在看着我呢，找不好他们会瞧不起，找个差的就吃亏了。”有位女客户羡慕身边的闺蜜，这个找了个官二代，那个找了位斯坦福博士。红娘对她说，“她们是她们，你是你。”

    经过观察和统计，袁圆发现女客户最看重对方职位、前途、收入、房、车、户口。

    “以前是找人过日子，现在是找房子找车子过日子。”有个小青年请红娘刘英莲介绍对象，她说这个女的有点丑，男方不乐意了，她又说对方挺有钱，男的马上表示“可以见见”。

    “这种人我就不想给他介绍。”刘英莲在当地一个工艺美术厂工作了一辈子，是一种刺绣的非物质保护遗产传人，没出过远门，保持着朴素和传统的价值观。

    爱的能力

    “许多单身人士进入30岁的后期时，难免会开始反思，为什么自己没有找一个伴侣安定下来？如果现在选择结婚，是否会过得更开心？即便是最成功和最自信的单身男女，也会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埃里克·克里南伯格在著作《单身社会》里说。还有一些人抱着复杂的心态来找红娘，他们管相亲叫广结善缘。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反复，在回答“男士在相亲时最看重女士什么”这个问题时，袁圆把最终答案敲定为“年龄”，排在“颜值”的前面。

    “奶茶要是三十几岁，刘强东可能就不会娶她。三十多岁谈恋爱味道不一样。”袁圆坐在私密的房间里，坦诚地说，“不过颜值即正义，有的男客户说‘30岁以上千万不要给我推，别给我困难户’，但发了照片，长得好看他也能接受。不过即便特别好看，年龄到了35岁以上，也悬，生育是个问题。”

    “很多人缺乏爱的能力，也不懂得爱，带着小女孩的幻想去相亲。”袁圆说。这些人向往着浪漫主义的爱情，就像爱情有一种救世的力量，是通往自我实现等一切的途径。

    过年前后，刘英莲所在的城市迎来相亲热潮。当地星巴克的店员证实，常有七八个人一起涌进店里，那是家人带着儿女来相亲的，如果聊得好，过一会儿大人会走，儿女可以继续聊；聊得不好，就一拍两散，“非常现实”。

    陈柏安又一次为了女儿的事来找刘英莲。他的女儿33岁了，刘英莲给她介绍了10年，没成功。“我们会催啊，女儿不是很着急。她要对方有房子、有工作、会赚钱，不能比我们家差。”陈柏安有时想想，女儿的要求也有道理，“多赚钱就少矛盾，家里出矛盾都是经济矛盾，没有钱就会因为这个吵。”

    陈柏安和爱人的结识也是通过相亲，当年头次见面往往到介绍人家里或是女方家里，媒人两边问，相处好了就去电影院、公园，“以前要自行车，现在要汽车，水涨船高，都是一样的。”

    现在女儿和人相处，先加微信，“还是面对面接触比较好，微信里你讲的哪句话我不爱听，就直接拜拜了，微信好像谈判，当面讲还能解释。”

    见面也有讲究，袁圆常常建议客户第一次见面约在红娘的办公室，“请吃饭会有很多问题，有对男女彼此挺相中，男生执意带女生去吃火锅，席间谈的都是股票投资，吃完饭男生自己打个滴滴走了，女生就觉得男的太不懂事，太自我了。”

    要钱自己去赚

    刘英莲有8本“花名册”，翻得快散架了，用透明胶粘上。里面记录着单身男女的基本信息，女的6本，男的2本。刚开始记录时，她每年能介绍成功四五十对，到了去年只成功了7对，今年到目前为止才说成2对，越来越难。

    “人家的眼睛跟我不一样了，我看着配的不一定能成，看着不搭的倒成了。”刘英莲的搭配原则很简单，高的配高的，矮的配矮的，美的配美的，丑的配丑的。

    本子上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也有75岁的老人想找个伴儿。有的写明自己有正式编制，有的是共享单车采购员。有人要求对方不要太胖，有人专门要属羊或者属鼠。

    “现在的人太挑了”。刘英莲19岁时第一次给人介绍对象，那是她新婚第二年，在厂里正洗头发，碰到同事在一旁洗衣服。她跟他开玩笑说，“你去找个人就不用自己洗衣服了。”对方也开玩笑“那你给我找一个啊”。

    回家正好遇到租户的女儿，约出两人，没想到半年就成了，生了两个女儿，赚了很多钱，直到现在还会提着人参来看她。

    那个年代，刘英莲善于劝服别人。有个离婚带着女儿的女士来找她，刘英莲给介绍了一个，女人嫌男的太瘦，穿衣服难看，刘英莲说“你去照顾他，他就胖了，你多买几件好衣服给他”。她觉得这个男的老实，可信，一直给女方留着。刘英莲问孩子爱吃什么，孩子说爱吃泡泡糖，她就让男方买了5包，叫一声“爸爸”就给泡泡糖吃。

    后来两人成了，女儿一直叫他爸爸。女儿出嫁时，继父给了她车子、房子。这个故事一直被刘英莲当作撮合好事的典范。

    那时，每到春节，刘英莲狭窄的单位宿舍总是站满了请她说媒的人，宿舍堆着杂物，电扇也只能放在床脚，两个人进来，另外两个人就得出去。她不收钱，说话也实在，人们乐意找她。

    前不久当地的媒体报道了她的故事，有人循着报纸找到她工作的那间小屋子。她倾向于相信那些跟随父母来相亲的孩子。《中国式相亲》的90后女嘉宾石榴分享自己的录制体验：“婚姻是一场双向选择，面对将自己物化的人，我们一直有权利说‘不’，我们这代的择偶标准是性格、学识、理想、颜值，是否趣味相投。上代人选儿媳、女婿的标准，大概就是姑娘得能干活守妇道，小伙得有车有房有责任感，两代人婚恋的冲突一直都在，而且99％都不在节目里，而是在生活里。”

    刘英莲说，以前的人找女的喜欢找胖的，大屁股会生男孩，现在的人喜欢找瘦的；以前的人进门时很害羞，不敢进来，现在的人给她打电话，上来就是“有男人吗？给我介绍一个！”很直接。

    “现代人不好说服了。”曾经有4个小青年明确请刘英莲介绍有钱的女士，她说“要钱自己去赚”，最终也只说服了一个人。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9.20 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