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一年半过后，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的结案量快速上升。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庭的37名法官也在加快他们寻找“老赖”的脚步。
每周一上午是执行二庭的例会时间，法官们经常带着行李来开会。一到下午，他们就会去往不同省市。
副庭长于江涛2016年有200多天都在外地，有时刚回青岛，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出发。“现在财产转移只需几分钟，在家磨叽一会儿，人家早就把钱转走了。”于江涛说。
法官徐晓办过的一个案子里，申请执行人在宁波有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提供信息说被执行人在银行存了1500万元。徐晓马上赶往宁波，去的路上就从电脑上看到，那个账户“100万元100万元地往外转账”，等他们到宁波时，只剩下400万元。
2016年之前，即使在专网上查到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冻结、扣划等操作也要到银行现场办理，这就为转移财产提供了时间差。2016年2月底，人民法院网络查控功能上线，法院对被执行人在全国任何一家银行的账户，都可以直接在网上查询、冻结，甚至扣划。
除了查财产，找人也占据了执行法官的大量时间。
“有些被执行人为了躲债，一早出门晚上才回来，我们就得在他住所旁边盯着。”于江涛说，有次他追踪到一个被执行人，刚好看到被执行人的轿车停在旁边。于江涛让他交出车钥匙，对方却坚称钥匙没在身上。
“我们又没有搜身的权力，当时真的很无奈。”于江涛说。沉默片刻，于江涛忽然对汽车踹了一脚。被执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兜里的汽车钥匙就发出了报警声。
执行二庭的法官们都清楚，有些难办的案子，需要经验来破解，比如“知己知彼，投其所畏”：找到被执行人的软肋，他们怕什么，法院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书记、主任、人大代表就怕被罢免，有些老板怕丢脸，上了‘失信’名单乘不了飞机，坐不了高铁。”
一位年轻法官说，最愿意看到双方当事人坐下来解决问题，“但怎么让‘老赖’坐下来，这就需要法官的智慧和必要手段。”
（《中国青年报》10.11 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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