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子过成诗的闻一多夫妇

    1912年，十四岁的闻一多刚考上清华大学，父母就为他定下了娃娃亲。她名叫高孝贞，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比闻一多小四岁，也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妹。

    闻一多考上清华大学后，高孝贞的父亲主动来到闻家，提出要将女儿嫁给闻一多。闻父闻母并未多想，也未询问两人是否愿意，就应下了这门亲事。

    1922年初，闻一多接到父亲催他回家结婚的信，阅信后他做着强烈的思想斗争。

    婚礼上的闻一多

    闻一多向父亲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结婚时不向长辈行跪拜礼；二是不拜祖宗；三是婚后让高孝贞入学读书。

    结婚那天，闻一多像个局外人，依旧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四处找寻不见，以为闻一多悔婚，没想到他却伏在书案上看书，闻母上前劝说无果后，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喜服，只是一转眼他又不见了。

    此刻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来了，却到处找不到新郎，不曾想他又钻到书房去看书了。众人连说带劝，连拉带扯，好不容易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闻一多的这种态度，是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抵抗。

    连结婚仪式都这么不情不愿，婚后的生活可想而知，拜完天地后闻一多就搬去了书房，成天埋进书堆，居然完成了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

    高孝贞上学

    婚后，闻父闻母送高孝贞去了武昌女子职业学校读书。

    1922年7月，闻一多出国到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攻读美术，在美国依旧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

    有了丈夫的鼓励，高孝贞也争气，在学校接受新知识新思想。高孝贞自身就是封建礼教压榨的对象，她充分认识到丈夫要她上学的原因，也明白了丈夫顶着多大的压力，让她有这样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学成归来的高孝贞从一个生活伴侣逐渐成为了闻一多事业上的有力支持者，有了共同的志向，爱情也就悄然而至了。

    在美国的时候，闻一多写下了著名的组诗《红豆》献给自己的妻子，“相思着了火，有泪雨洒着，还烧得好一点；最难禁的，是突如其来，赶不及哭的干相思……”如此，两人算是正式恋爱了。

    1925年6月闻一多回国后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1926年1月闻一多把高孝贞和女儿立瑛接到北平，闻一多主外，高孝贞主内，家务之余夫妻俩读读唐诗，逗逗女儿。闻一多常在周六晚上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日全家人去逛颐和园、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中充满了欢声笑语，如此温馨幸福，两人把日子过成了一首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震惊中外，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和身处在战乱之中的亿万国人一样，闻一多和家人也处在颠沛流离中。

    妻子的回信

    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邀请闻一多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

    回到浠水后闻一多说起这件事，高孝贞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一起照顾家庭。而闻一多却横下一条心，决不离开西南联大。

    高孝贞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也不与闻一多告别。

    在旅途中，闻一多想到妻子气成这样，心中也酸涩难忍。到联大后，多次写信给高孝贞，叮嘱她和孩子们。这一次高孝贞是动了真气，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让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最残酷的惩罚。多时收不到家中的消息，不知家中发生什么情况，心中难免焦虑牵挂。

    一封封书信寄去，就是不见回信寄来，闻一多在信中责问高孝贞：“何以此次狠心至此！”等不来妻子的回信，闻一多无奈又提笔写了一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

    在信的结尾，他言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不忍让他两头跑，如今闻一多来信跟她解释，又以自己的性命要挟，她又如何不心软？马上磨墨蘸笔写信，不仅自己动笔写，也让孩子们写，五六封信一起寄到昆明。而此时的闻一多正和联大师生两百多人，跋涉在前去云南的路上，穿过湘、黔、滇三省，行程三千三百四十二里，其中步行两千六百多里，终于在4月28日抵达昆明。

    (选自《情书里的民国》 邵子岐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