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大院里的嘻哈歌手

    他今年36岁，和所有使用保温杯的中年男人一样，房子、车子、孩子组成的生活漩涡让他团团转。只有站在台上的时候，才能获得片刻的喘息。

 

    他叫郝雨。2003年，他因网络歌曲《大学生自习室》为人所知，是红极一时的说唱歌手。

 

    十四年过去，郝雨从大学校园走进了机关大院，也从嘻哈少年变成了中年大叔。白天，他是身着衬衫西裤的公务员；暮色四合时，换上休闲装，走进北京三里屯、东直门一带的酒吧里，变成一名脱口秀演员。

 

    过了气的拳击手

 

    这是一个周四夜晚。三里屯一家不大的酒吧里，一百多位观众聚在一起，看包括郝雨在内的6名脱口秀演员的拼盘演出。碰上周末，这里要变成一个沙丁鱼罐头。

 

    “大家知道北京地铁高峰的状态吧，车一到站，门儿一开，人还没上，先掉下来四个……那天我挤在车里头，感觉后面有人捅咕我。回头一看，一老大姐，拿个自拍杆‘哎哎小胖子，你往右边挪一下，那个师傅，你和小胖子一起往右边挪一下，这个女同志，不要玩手机了，你去取代那个师傅的位置，那老头，来来，你来填补这个女孩的空白，那个老太婆你不要动啊，这个空要留给我，我是要从这下车哒！’”郝雨转换语调，接着说，“大姐，你……华容道玩得非常好啊！”

 

    “坐公交时，售票大姐也玩得好，她们玩俄罗斯方块。”他顿了顿，模仿售票员大姐：“来前门上车前门上车，你这大包塞这儿，大爷那儿有空座，赶紧坐着，别堵那儿，小伙子你别横着，你顺过来顺过来，贴着右边一直往里走，对，往里走，后门下车后门下车，来来来，下车排好队，得嘞，又消一行！”

 

    现场被笑声和欢呼声包围。这些段子都来自郝雨坐地铁、挤公交的真实经历。他把生活中刺痛自己的东西，编成段子，笑着讲出来。台上的十来分钟，成了他生活痛感的出口。

 

    每天早上，他6点钟起床，6点半出门。从小区门口坐24路公交车，和上班族、外来务工人员、外地游客前胸贴后背站三站，再挤进地铁2号线，被挤成“一张相片”后，在8点前到达前门附近的单位。

 

    “下周工作安排下发了吗？”“海报修改方案再报领导确认一下。”“这个片子的字幕还有问题，还要再改一下。”“有本书不错，买给大家，集中开个读书会，把大家的发言整理成文报送”……

 

    一个普通的上午过去了。作为一名机关单位里的公务员，郝雨的工作内容很琐碎，“各种任务和事务性工作”。他有时在微博上感慨，要是公务员生活是人民群众说的那样轻松就好了。

 

    今年是他做公务员的第10年。朋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渴望自由的嘻哈歌手，却安安稳稳做一份工作，而且一做就是这么多年。

 

    去年，郝雨给儿子买学区房后又背上了房贷；爱上脱口秀后，唱歌几乎被放弃了。他把这种感觉写进歌里：“我的歌迷问我什么时候复出，我的妈问我什么时候提副处……”

 

    一天夜里，郝雨刚把孩子哄睡，准备去冰箱拿啤酒，不小心碰掉了装唱片的盒子。这些珍藏的说唱唱片触动了回忆。他抬起头，镜中的自己头发稀疏、腹部隆起。

 

    忽然，他又看到，镜子里的人摆出一个拿起麦克风rap的姿势：“麦克风闲太久／已经生锈／我低着头坦白／没有保留／这有一个过了气的拳击手／只有死在场上才能退休……”

 

    嘻哈少年

 

    在2000年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穿着肥大帽衫、牛仔裤、旅游鞋的男孩。他戴着耳机，听着“哟哟哟”的嘻哈乐招摇过市。

 

    李明对大学同学郝雨的印象长久停留在一个场景里：在晚上的宿舍走廊里，一个小胖子在练习街舞。练习倒立时，他140斤的体重全部集中在几根手指上，有同学路过调侃，“你这么胖还练这个”。

 

    郝雨学的是测控技术与精密仪器专业。这是父母决定的。他们希望他以后从事技术工作。但他不喜欢。上自习时，别人看《模拟电路》，他看《斯巴达克斯》。他爱苏格拉底、叔本华和黑格尔。笛卡尔的名句被他抄在日记本扉页上，他认同“思考是我们唯一的尊严”。

 

    他成绩平平。大学同学滕伟回忆，当年他们都是“不学习圈”的。

 

    看不惯同学们刷夜打游戏、寝室脏得像动物园、厕所漏水、暖气不热，他把对学校的不满都写进歌里，取名《我的大学》。成品拷给几个要好的同学“内部欣赏”。同学们纷纷称赞“正中痛点”。

 

    一天，辅导员找到自动化学院团委副书记郝雨，“听说学校有个同学做了一首歌讽刺大学生活，查一下谁写的。”

 

    郝雨心里嘀咕，自己查自己，太扯了。这事儿当然没了后文。

 

    后来，郝雨接连“内部发行”了将近20首歌。《大学生自习室》是其中一首。

 

    有媒体统计，在4个月的时间里，《大学生自习室》的欣赏人数突破120万。它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互联网历年人气最旺的作品”。

 

    这就是生活？

 

    毕业后，郝雨脱掉肥大的帽衫，摘下耳机，换上衬衫西裤，走进北京北沙滩1号院，成了中国文联的一名干部。主要工作内容是为艺术家服务。

 

    外出演出，他负责协调、服务。“××老师，您起床了吗？咱们可以吃早饭啦。我在一楼电梯口等您。啊，您不想下来吃了？那行，我把饭给您送上去吧。”

 

    他常常要周旋于艺术家、经纪人和领导之间，晚上回到家，写完简报，除了睡觉，他什么也不想做。

 

    在活动现场，当他看到艺术家们的同一首歌唱了十遍，同一个段子讲到第六遍时，郝雨开始问自己：“这就是生活？”脑子里的另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你这是浪费生命。”

 

    当年走红时，他去北航演出，歌手张杰就住在他隔壁。演出结束，大伙一起喝酒，他俩拿着新款的彩屏手机合影，分别时还说“苟富贵勿相忘”。那会儿在东北小场子里演出，大鹏常和他同台。

 

    “人家都还记得我吗？”

 

    刚工作那几年，是他最痛苦的一段时间，rap已经不能诠释他对世界的理解。离开了校园，他失去了创作土壤。“用校园情怀唱江湖故事”的时代已经过了。

 

    无可奈何

 

    “感谢听过我歌的中老年朋友！大周末的，放弃和子女团聚的时间来看我演出……”站在脱口秀舞台上的郝雨说。

 

    十四年过去了，那些听过《大学生自习室》的年轻人大都变成了沉默的中年人。当年和郝雨一起出歌的嘻哈歌手费尼克斯也早就离开嘻哈圈，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2013年，郝雨工作调动，从文联到了另一机关单位；一年后，他也当上了父亲。

 

    去年，他和妻子谋划着给孩子买学区房——他们要卖掉现在的房子，付完首付，再贷款两百多万。每个月七千块的工资和上万元房贷之间的鸿沟，让他不得不再次向物质世界投降。

 

    在单位里，他始终是那个乐呵呵、逢人就打招呼、叫得上从保安大哥到食堂大叔所有人名字的郝老师。同事们都知道他是当年的嘻哈歌手，现在常在单位表演节目的文艺青年。

 

    听到他下班后表演脱口秀的消息，同事惊讶了几秒钟，又觉得没什么奇怪，“我们这儿埋伏了一个巨星。他要出道，也没其他明星什么事儿啦。”  

 

    “进入社会以后，我才懂得外部世界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系统，每个人都值得被原谅和理解。每一种变革都来自日拱一卒，循序渐进。”

 

    36岁的郝雨，变得现实、无奈，但也懂得了知足、恐惧、感恩和原谅。

 

    今年起，他以一周一到两次的频率走上脱口秀舞台。这是他对抗中年危机的方式——把白天隐藏起来的自我释放，也能“为儿子多挣几本图书钱”。

 

    几个相熟的脱口秀演员已经做起了专场，一个主题叫“庸人俗事”，另一个叫“哎呀，算了”。

 

    郝雨从中看到了人生的底色。他说，大家都是在生活中伤痕累累，才写出了让观众捧腹的段子。他都想好了，以后他办专场，主题就叫“无可奈何”。

 

    一个周六，郝雨走出酒吧时，已经过了零点。凌晨的三里屯，依旧灯火通明。抬起头，被工业文明遮蔽的星光，肉眼无法抵达，可它一直都在。

 

    (《新京报》9.26 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