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生的信仰

    曾经，人们对生命有一种广泛的漠视，不仅漠视他人，也漠视自己。这一点在生孩子上体现得非常充分，一切发生的事，都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一

    我曾经问村里一个大娘:你们都觉得带小孩很烦,那嫂子(她的儿媳)为什么要生两个呢?她的回答让我震惊:生一个的话,万一长不成呢?

    她还停留在老观念中。她和我父母这一辈,很多都有过兄弟姐妹夭折的经历。大姑是二爷爷的独女,她因为没有兄弟而备受歧视,但是有一天,她告诉我,她也有过一个哥哥。我的祖母也一样,第一个孩子只活到两三岁,后来她又生了五个。所以,我才有了伯伯、叔叔和两位姑妈。

    祖母一辈的老年人讲起这些惨痛的往事,脸上往往都非常平静。有时候,她们甚至会笑着讲起几十年前死去的小孩,说起他们的一些趣事。最初的日子,她们也以泪洗面,但是漫长的日子过去,她们最终释怀了。有时候对现在的孩子不满,会私下抱怨:要是老大当初活下来,准比这个好。

    这些老太太的达观常常让人吃惊。祖母她们这一代农村女性,往往都会生好几个孩子。她们知道,有的孩子可能长不大,并且把这当做是自己命运的一部分,应该承受这一切。她们都渴望儿女双全,女儿嫁人,儿子娶亲,亲戚之间来回走动,这就是她们理解的完满。

    二

    母亲怀我的时候,已经快30岁,在70年代末的乡村,算是标准的晚育了。家里当然如临大敌,父亲拉着架子车把母亲送往5公里外的一个镇子上,那里有附近最好的医院——其实不是医院,而是卫生院。虽然只有5公里远,这个镇却属于安徽,而我家在河南。

    我是一个叫张桂兰的医生接生的。这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在当地却并不普通,我的弟弟、妹妹也是她接生的。那时乡镇卫生院还没有剖腹产的技术,而B超机的出现也是几年后的事情。一切全靠经验,据说我出生后脸色发青,呼吸全无,被张医生倒立下来拍了脚掌,才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这种接生经验,和乡村的接生婆没有太大差别。在当时,只有极少数家庭才会把产妇送往卫生院,在我们村里,我大概是第一个。父亲是一位老师,对知识有着绝对信任。他相信科学,也相信科学的化身——医生。尽管到卫生院生孩子要花一点钱,他也认为这是绝对值得的。

    读初中的时候,母亲到县医院检查,发现了子宫肌瘤。暑假,父亲交代我们要照顾好自己,就带母亲到城市的大医院去手术了。母亲也成为全村第一个做子宫肌瘤手术的人。

    三

    父亲相信医院的诊断,也相信医生的善心,在乡村,父亲这种态度非常可贵。那时,村里很少有人到大医院去看病,很多人甚至信奉“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好”的观念。严格说来,人们对生命有一种广泛的漠视,不仅漠视他人,也漠视自己。绝大多数妇女都是在女性长辈的帮助下,在家中自然分娩,最多请一下村里有经验的接生婆。

    从相信命运到相信医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父亲就是站在这个转变路口的人。前两年母亲膝盖不好,他带她到成都的华西医院看病。我们一起去医院做检查,第二天我上班去了,父亲自己去医院取结果。血液化验结果要在一台机器上自主打印,作为一个外地人,父亲听不懂四川话,又不会使用电脑,整个流程对他来说肯定艰难而复杂。但我猜,他一路上一定非常忐忑而又坚定。

    （《新华每日电讯》9.15 张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