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经学

    所谓“经”，就是“常道”，即普遍永恒的价值，故古人所说的“道”，经常必须要走的道，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价值观念。也正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把经学视为一种信仰形态，也不能像许多人那样望文生义地把它视作关于六经及历代儒家经典的文献研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方面要注意到经学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一方面也应该承认传统的经学常道只是人类文化不同知识体系所理解的常道中的一种。

    理想的“新经学”首先应该是真正的经学，与传统经学有着内在的接契；但真正的经学也一定是“因时”而变的、活生生的，在不同的时空境遇中新新不已。只有真正能古的东西，才可以常新，古在这里意味着源头活水，而不是某个古典时代的具体形态。

    “新经学”还有一个具体意义上的新。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经学在西汉以前支配着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是为经学第一期。佛教入华以后，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因素，表现在经学上则是宋明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也因此是一种“新经学”。晚明以后，中西学术正式相遇，便成为第三期经学的应有之义。从今天回顾既往，有些“旧学”其实已经属于新经学，但决非所有旧学都当得起这一称谓。因此所谓新，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时间观念，而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观念，意味着新的时代性。

    新经学应该是明体达用的经学。新经学不仅应该具有引领及反思时代精神的新义理之学，也应该形成以新义理为基础的，新的考据、辞章与经济之学。借用时下流行的西学术语来说，新经学便是要重建以经义为基础的新哲学、新史学、新文艺学与新社会科学。

    新经学应该是继往开来、新新不已的经学。新经学应该回到仁智一体的德性视域之中，重建与当代的精神联系。尤其关键的，新经学应该是回归经典的经学。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强调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学，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新经学，特别是其中的新义理之学。

    有人说，经学是祖先留下的遗产，代表着华夏传统的价值体系，所以必须回到经学。事实也不尽然。因为再美好的价值，假如不是建基于对世界的颠扑不破的把握，便也都无异于空中楼阁。经学之所以能长久地塑造我们民族的精神，首先便是因为它一直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把握宇宙的实相。研究经学要警惕那种诉诸盲目情感，而缺少对真理切实体认的国粹式经学。

    （《解放日报》9.2 邓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