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不公致乡村社会出现性别分层
李慧英在2017年7月《武汉大学学报》上说,当今中国乡村社会已呈现出性别不公的三维结构。经济是第一个维度,表现为乡村集体资源分配中的性别分配不公,取缔或拿走女性及其家庭的集体财产权。文化是第二个维度,源于父权制规则,女性身份对于男性的依附性,导致女性村民身份遭受排斤。政治是第三个维度,在制定分配规则时,性别双方的代表与参与极不对等,这导致了规则的性别歧视。当性别不公正结构稳固地存在并持续性地发挥作用时,城镇化非但不能使其松动,反而会加速使之强化和固化,从而导致今日中国乡村社会正在出现的性别分层。
葛亮与格非的不同书写策略
王宏图在2017年第7期《学术月刊》上说,葛亮的《朱雀》《北鸢》承袭了《金瓶梅》肇始开启的世情小说的风格,以工笔穷形尽相描摹日常生活的情状,散发着浓酽的古风雅韵。这与1990年代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更多转向本土资源、寻求文化认同的潮流相吻合。但他这种新古典主义文本在外观形态上颇为逼真,内在的活力与精魂却不可复得。相比之下,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对古典小说的效仿程度远不如葛亮,但它以贯穿三部曲始末的对于乌托邦的追寻串联起陆家一家四代人命运的主线,而与中国百年的宏大历史息息相关。格非在汲取中国古老文化资源的同时,注入了崭新的异质元素,创造出了新型的“中国式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