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拐卖与打拐

    人口贩卖困扰中国多年，大清雍正朝就曾在贵州地区进行过专门的整饬。而在民国初年，由于时局的动荡和政府的羸弱，这一问题愈加严重。

    旧报案例

    1924年《大公报》起底了一个被警察破获的人贩集团。该集团以王荣德为首，刘国林等十数人四处出面拐卖，纳兴斋等6人则租房收养。每次被拐孩童均被送至纳兴斋处，嗣后运至香港贩卖。

    在某些地区，人口贩卖甚至规模宏大，公然不讳。1930年《社会学杂志》刊登余天休所撰《秦州贩卖人口之景象》一文。该文记述，秦中人口贩卖成风，经营者多为山西客商。原因在于山西重男轻女，杀女成风，男女比例失调之下，女性数量完全无法满足单身男性的成家之需。山西省内的单身男性都视妇女为“奇货”。而且，山西本省妇女价值高昂，他们还往往只能“取材异地”。

    为了贩卖妇女，人贩团伙常常潜入灾区，以招同伴往外出讨饭为名，将女子及其家长诱骗至西安。抵达西安，人贩将灾民安顿在旅社暂住。数日后，旅社向灾民索要高昂食宿费用，灾民无力支付，只能在人贩的威逼利诱之下，出售同行女子。

    除了有组织的人贩，熟人拐卖亦不在少数，1947年的《海潮周报》便报道了一例。溧阳县少女包秀珍自幼家贫，1939年家乡遭日寇占领，生活更是悲苦，便托邻居潘谢氏代谋一帮佣工作。岂料潘谢氏伙同其弟将包氏骗至芜湖，以300元的价格卖给日军，充作雏妓。包秀珍“受尽虐待拷打之酷刑，约一载余”，后又被潘谢氏先后转售给浦口一家旅社与天津一家妓院为娼。

    多年之后，包秀珍得恩客之助，赎身返乡，而潘氏姐弟则早已离去。不过青天有眼，再过数年，包秀珍竟无意间在路上与潘谢氏相遇，方将她扭送警局。

    惩罚不力

    面对严重的拐卖问题，民国政府屡屡训令打击。1931年《公安旬刊》发布局长训令，表示应公共租界警务处之请，协助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要求所部“随时注意严密查究，各轮埠车站尤应特别注意”。同年《梧州市政公报》也刊登《尊重人权，禁止贩卖人口》的公告。

    然而，民国刑法对于拐卖儿童犯罪的惩罚并不严厉。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257条规定：“和诱、略诱未满20岁之男女脱离享有亲权之人、监护人或保佐人者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人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而犯前项之罪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移送被诱人出民国领域外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1935年新修订后的《中华民国刑法》提高了“略诱”犯罪的惩罚力度。该法第241条规定：“略诱未满20岁之男女脱离家庭或其他有监护权之人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图营利或意图使被诱人为猥亵之行为或奸淫而犯前项之罪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  

    对于民国刑法嫌轻的惩罚力度，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妇孺会的徐乾麟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失拐案如斯之多盖亦有故，法律与习惯二者皆有莫大之影响存乎其间。假使国家对于拐匪斩人子嗣离人骨肉较之强盗尤为残酷，一经破获讯实即治之以极刑，杀一做百必寒匪胆。”

    民间组织

    1931年中华慈幼协会发布公告，鼓励公众协助“打拐”：

    此次洪水为灾，幅员甚广，灾民扶老携幼来沪避难者，数以万计，无知牟利奸徒，乘机收买难民子女，贩卖为奴婢妾妓者，亦常有所闻。本会以保障儿童权利，谋求儿童幸福为宗旨，深恐无告灾童，被拐匪骗卖，沦入地狱，乃广为宣传，俾同情人士通风报信，以便调查，并在轮船码头与火车站，严密访查，遇有形迹可疑者，严为盘诘，得有证据，即送请法庭讯办。本会现据人报告，业已会同探捕，破获拐匪者数起，送请法院彻究矣。所望同情人士，遇有贩卖儿童情事者，速来博物院路廿号本会所报告，本会必能彻底根究，如有必要时，并当为报告人严守秘密云。

    此外，“人民举报”也是挽救被拐儿童的一种方式。1937年《风采月刊》报道，荻海区园岭村12岁小童余明锐被亲戚拐骗，卖至虎山村，后又被带往他处出售。所幸拐卖途中被乡人发现，及时向队长报告，人贩得以拘捕，小童得以救回。前后所耗时间不过数日，银钱不过18元。

    拐卖儿童所伤害的不仅是千万个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也是整个社会。而要营救这些被拐儿童，也绝不是仅靠被拐儿童的家庭就能完成的。国家应当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投入资源、提高能力，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也需要得到动员和鼓励。两相配合，双管齐下，也许才能实现“天下无拐”。

    (《法治周末》8.10 程骞)